违规吃喝奢靡之风病灶未倒、病根仍在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粮食收储公司原经理、党总支副书记高明华，党总支原书记许路生等人，4年多的时间里在多家饭店吃喝545次，餐费金额高达77.62万元。“平均一周要吃喝2到3次，基本都是所谓的‘公务接待’。”参与办理该案的富阳区纪委监委干部何小青记忆深刻。 

　　据估算，该公司每年的业务招待费高达40多万元。为掩人耳目，高明华、许路生等人以经班子集体研究为名，授意财务人员以虚假列支等方式，将超标准公务接待的餐费以粮食运费、材料费等形式报销。2014年至2018年，高明华等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虚假列支等方式违规套取资金用于列支日常购买的烟酒、土特产及餐费等，累计达137.16万元。 

　　统计发现，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违规吃喝与其他违纪行为交织的超过60%；涉案人员受到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重处分或移送司法机关的7起，占35%。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勇不仅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公款购买高档烟酒用于公务接待，还严重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并涉嫌受贿犯罪。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田坤认为，违规吃喝是“四风”典型问题，实质上也是思想不牢、党性薄弱的表现。例如，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七星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克明任职期间，大吃大喝欠下9家饭店餐费87万余元。其不仅不反思自身错误，还反问办案人员，“村集体资金本来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身为村委会主任，拿来请村民吃饭有什么错？”在他看来，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就在村里享有“话语权”，并沉迷于这种权力带来的享受。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违规吃喝享乐奢靡老问题的病灶未倒、病根仍在。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治“四风”一刻都不能放松，必须深化认识、提高警惕，坚持不懈抓节点、强监督、促整改，坚决防止节日期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 

　　隐蔽方式多种多样，监督执纪难度增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驰而不息狠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持续发力纠“四风”、树新风，违规吃喝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是高压之下，违规吃喝也出现新动向新表现。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违规吃喝主体隐蔽、花样翻新、地点转暗、结算复杂，增加了监督执纪的难度。 

　　地点更隐蔽。通报案例中，有的把就餐地点转移到由私人住宅改造、具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例如，安徽省铜陵市纪委监委今年2月底通报，枞阳县项铺镇原党委书记张颂等人，疫情防控期间在民营企业主疏某家中聚餐并饮酒。有的把接待地点转移到单位内部食堂、培训中心及私人企业餐厅。例如，山东省潍坊市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制造产业园原党委副书记张志尊等人，疫情防控期间违规使用公车到企业内部接待餐厅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 

　　花样再翻新。通报案例中，既有借学习、考察、休假之名，组织宴请或接受企业接待，也有借会议、培训之名，组织会餐或安排宴请。例如，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杭州某饭店举办团拜聚餐活动，餐费及酒水等费用在公款内列支。还有的借工作指导为名，组织吃喝宴请，之后以接待上级考察名义用公款报销。例如，云南省砚山县阿猛镇文化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原主任杨爱军以接待上级单位检查指导为名，采取虚开菜单、拼凑发票等手段，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承担的餐费1.17万元。 

　　频使障眼法。在吃喝人员上，对陪餐人员和人数刻意控制，人数由多变“少”，控制陪餐人员为“自己人”。在吃喝方式上极力伪装。例如，天津市医药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多次接受民营企业老板安排的宴请，将茅台、五粮液等高档酒装入矿泉水瓶带入饭店饮用。 

　　结算更复杂。通报案例中，有的在会议费、培训费中变相支出；有的将公务接待费与职工餐费、工会经费、培训经费等混在一起。例如，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用公款购买、使用烟酒，并以办公用品、印刷费等名目报销烟酒费用6.13万元。有的利用自身职权或工作关系转嫁、摊派吃喝费用；有的虚开发票、编造报销理由，或分次开票、改变开票类型违规报销。 

　　五一假期将至，违规吃喝在节日期间易发多发。持续疫情防控下，个别党员干部容易产生趁着假期出去放松、违规搞吃喝玩乐的念头。守住重要节点，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效，就要坚持“三不”一体推进，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力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毫不松懈严查享乐、奢靡问题，努力构建纠治“四风”长效机制，推动化风成俗、成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