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4年在重庆北碚中国地理研究所与周立三先生相识，至1998年周老逝世，先后54年，其中1949至1953年，即解放前后数年朝夕相处，相知较深，周老毕生致力于地理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他先后主持并具体参与新疆综合考察、农业区划和国情分析三大科研项目，贡献突出，举世钦佩。解放前后，国内政治形势大变化，当时国内唯一的地理研究机构即中国地理研究所由教育部领导，人少力薄，在社会上影响微弱，如举步不慎，就有在大浪潮中被淹没的危险。当时地理所少数留在南京的同志以周立三先生为首，同心协力，迎接解放，解放后就积极开展工作，扩大社会影响，主动向新建立的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建议，要求科学院接管地理所，并得到同意。旋在科学院成立地理所筹备处，由竺可桢副院长兼主任，周先生为筹备委员之一，在南京具体处理所务，我被任命为所务秘书。在黄秉维先生就任所长前，周先生一直代理所务。地理所一步步从小到大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地理科学的中心，使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周先生起了重大的作用。下面就这一段的经过和周先生的贡献，作较详细的叙述。 

　　一、解放前领导地理所南京工作站迎接解放 

　　解放前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原由朱家骅为董事长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于1940年建立，那时有员工五、六十人，分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组，较广泛的组织调查考察，出版一年四期的《地理》杂志，为国内独一无二的地理研究所。以后经费越来越困难，1944年我进所时，海洋与大地测量二组已经缩小和迁离北碚，地理所只有40人左右，周立三先生已升任副研究员。他为人和气，和我们初级研究人员比较接近，逢年过节，常请我们单身人到他家吃饭款待，夫人吕庆如非常贤慧，没有工作，艰苦持家。周先生正领导侯学焘和陈泗桥二先生，详密搜集资料，编辑《四川经济地图集》，他曾参加 1944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去甘肃河西和新疆，历时半年，发表过几篇关于新疆的论文，种下了解放后组织新疆综合考察的种子。我曾读过他在《地理》上刊出的《哈密——一个典型的沙漠沃洲》、《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农业地理》和《战时移民地理之一例——北碚附近战时移民之分布及其特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根据他自己的深入调查，以经济地理为中心，融自然人文为一体而写成，论述细密，颇为得益。1946年，他去美国进修，1947年他回来任研究员。此时，地理所已迁至南京，编制缩小为20人，所长林超，研究员有罗开富，副研究员有楼桐茂、吴传钧，助理研究员孙承烈、高泳源、沈玉昌、施雅风、钟功甫、罗来兴、侯学焘、符严翼等，其余为行政和辅助人员，经费仍极其困难，没有一点调查费。一次我们去上海参加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宣读论文，来往路费也是自己掏，不能报销的。由于通货膨胀极快，物价飞涨，每月领到工资后，即跑上街购黑市银元存储，我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可购10至11个银元。国共内战规模越打越大，刘邓大军渡黄河直插大别山，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转到反对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上来，我就在那年十月，经审查批准，参加了秘密的共产党组织。 

　　1948年冬季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蒋介石一面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一面又集结大军，准备固守顽抗，同时决定中央机构南退广州或台湾。地理所所长林超是广东人，决定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将地理所南迁广州，并联系好运输船只，不愿去的，自谋生路。当时他已决定代表中国去里斯本参加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宣布罗开富为代所长，主持迁所事业。此决定宣布后，全所职工在“留在南京”还是“迁往广州”的紧迫关键问题上，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根据长春、济南等大城市解放的经验，估计国民党军队不会轻易放弃首都南京，因此，如留在南京，在解放军渡江围城后，可能会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战火纷飞，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和困难。另外，经过国民党的长期欺骗宣传，对共产党来后的工作与生活有无保障，也存在疑虑，国民党员更多一层政治上的顾虑。如随去广州，在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认为广州不过晚一些时解放，并无出路，但工资照领，或可以暂时苟安，特别是广东籍或与广东有较深关系的人，愿意随去广州。经过几天时间的考虑，各人态度都明朗了，决定去广州的除林超、罗开富外有钟功甫、罗来兴、符严翼连同一位总务、一位绘图员、一位图书管理员等共约10人；决定留南京的为周立三、吴传钧、楼桐茂、高泳源、施雅风、王吉波（绘图）、郭传吉（事务）等7个干部和2位工友；决定回老家和投亲暂避战祸的为孙承烈、沈玉昌、侯学焘等人。周立三先生不避风险留下来是不容易的。用他多年回忆当时的话说：“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更顾不上科研了，地理所一部分人被迁去广州，剩下的九个人，其中一位地下党员，给大家做了一些工作。  我们在旧社会干了那么多年，吃够了苦，也不愿意流离失所地跟着走，于是都留了下来。”^［2］他的留下，受到我们先就准备不走的施雅风、高泳源、郭传吉等人的热烈欢迎。去留分野决定以后，留下来的人立即聚会商量，留下后怎么办？蛇无头不行，首先商议要有个领头人，于是一致推选周先生领头，周先生也概然允承；第二既然有5位研究人员留下，和去广州的研究人员相当，那就要在南京继续做研究工作，要留下相当的图书、资料和设备，成立南京工作站，请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留守处继续发给留下人员的工资或生活费。这个要求就由周先生向林超所长和教育部提出，周先生在教育部上层有老熟人关系，迅即得到同意，于是向广州迁所，实际成了分所，地理所技术设备不多，所谓分所主要是分图书资料。我所以研究需要为名，将抗日战争期间积累资料最多的四川部分和迁宁后的长江下游部分资料以及我们留宁人员所需的图书全部留了下来，可惜的是其他小区的地图和部分图书被运走了。 

　　大约是1949年1月底2月初，去广东的和回老家的人员都走了，在周先生主持下，留宁人员集议，为了安全和较好度过国共交替的大变化，商定采取以下措施：1）留宁9人，商定分工，周立三负总责和对外联系，楼桐茂协助，吴传钧管文书，王吉波管财务，郭传吉管总务，高泳源管图书，不论有无事情，每天都到办公室碰头，商定临时发生事情的处理办法，迁广州和国家的人员走后，空房较多，调整了宿舍。2）购买粮食备围城后断粮，由郭传吉担任。他努力争取每人每月配给三斗米，曾远去中华门外乡下的一个地方，买了相当数量的大米，在晚间运回所里，让每家至少有3个月的粮食，各家还买了不少煤球备用。3）沟通情报讯息，这个工作我做得多些，我们收听邯郸等地电台广播，了解战事动向，串连了中央气象局、中央大学地理系、地质系、气象系、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等单位高层科技人员组成了地学工作者联谊会，开过2～3次会，每次有20～30人参加，交流讯息，议论去留下来的应采取的所谓“应变”的各种措施，包括巡逻护院，保护好单位设备财产，向国民党政府争取应发的生活费，介绍解放区情况和共产党政策等。周先生是这个会的积极分子，每会都到。另外参加的有谢家荣、李春昱、马溶之、张文佑、孙殿卿、李旭旦、冯秀藻等多人。4）经常和教育部留守处联系，争取及早发放工资和其他应得费用，这由周先生负责。他费了很多口舌，找长官、通关系、舌敝唇焦，争取领下了2月至4月份的费用，解决了留宁人中经济上的困难。这段时间正是李宗仁代总统，派遣张治中等组成和谈代表团去北京，商谈和平停战，由此获得一段暂时的平静。 

　　4月20日，李宗仁拒签和平协议，解放大军分路过江，长驱南下，形成包围南京的态势，22日国民党守宁部队仓惶南撤，23日清晨，我到鼓楼中山北路一看，解放军已兵不血  刃，进驻南京，许多战士抱枪坐在马路傍，不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已在街头唱起，人们欢呼相告，期待已久的解放，出人意料，轻而易举的实现了。所内同志，迅速集合，周先生亲笔书写和其他同志写的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的大字标语在所门口和山西路街道上贴出。 

　　二、南京解放至中国科学院接收的过渡期间 

　　稍过几天，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到各单位宣布接管，要各单位原有人员清理财物人员名册上报。对旧中央文教科研单位除中央大学改称南京大学指定负责人外，都维持解放前留宁人员组织的现状，宣布人员一律留用，发给生活费用。至于将来机构如何变化，等待北京中央指示，当前是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学习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各项文件政策，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扬弃旧社会带来不合适的旧思想。地理所人员都主动热情参加学习，讨论旧社会地理学界存在的脱离实际、不接近人民、门户之见、地理环境决定论等旧意识，探寻地理学新的发展道路。 

　　进行研究工作是研究机构不可一日忘记的本职，在机构前途尚未明确之际，如何就力所能及的开展研究？在周立三先生主持下讨论确定：1）积极参加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的城乡经济关系调查，经过夏季一个月左右的调查时间，楼桐茂撰著了《六合县的地方经济》，吴传钧撰著了《南京市上新河的木市》等论文。2）充实修改解放前已基本成型的几项研究论文，这包括1946年三峡区调查后钟功甫的《川东鄂西土地利用调查》、施雅风的《川东鄂西区域发展史》，另有高泳源、孙承烈的《四川合川县方山景观》等论文。为使这些研究成果问世，专门向军管会申请了一笔不大的出版经费，由吴传钧主要负责，编辑出版了《地理》六卷二、三、四合期。该期还刊登了一篇外稿，即邓静中的《论地理学上几处错误观念》，这是邓先生在解放初任中学教师时联系地理学实际的学习心得。这期《地理》可能是1949年解放初地理学界唯一的研究出版物。从内容的充实和论文的思想性来说，这本期刊的水平是不低的，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地理所几个人努力工作的一斑。此外，周先生还和吴传钧、高泳源合作编辑《苏联新图志》于1949年11月在上海亚光与地学社出版。 

　　南京解放后，由梁希、潘菽、涂长望教授等领导的科技界的进步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扩大征收会员，地理所科研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并和南京大学地理系等参加的会员联合组成了科协地理组，经过几次活动并和中学地理教师座谈，认为包括地理教师在内非常需要一种知识性的自我教育学习的刊物。但创办一个刊物又谈何容易，我们串连几位热心的积极分子，主要为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施雅风、李旭旦、胡豁咸、杨纫章、王煦圣等，共同商议，编辑出版定名为《地理知识》的期刊，推选南京大学的李旭旦教授为主编。第一期印刷600份，费用由大家捐款筹集，以科协地理组名义向军管会申请审批登记。经过短期紧张筹备，《地理知识》创刊号于1950年1月1日出版，刊出6篇短文和若干讯息，出版后迅即得到地理学界的欢迎和好评，上海亚光舆地学社就主动表示了出资承印，扩大发行，解决了《地理知识》可长期出版之大问题。大约出版了3、4期后．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信，赞扬这个刊物办得好，索要已出版的各期，这是对《地理知识》的重大鼓励。由于《地理知识》是月刊，为商量审稿、组稿等事宜，每月都要开1～2次编委会，周立三先生支持编辑部设在地理所内，他不但经常参加编委会讨论，还撰写了《天山南北》、《新疆的民族》（与胡豁咸合作）、《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力的合理配布》和《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面貌》等文在刊物上发表。 

　　估量形势，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会向苏联学习，会设立类似苏联科学院的机构，来主持中国科学研究的发展，我们应积极争取进入这样的机构，发展地理科学。1949年7月，周立三先生应邀去北京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听到了吴玉章、徐特立、叶剑英，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透彻阐述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等问题的长篇报告，提高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强大的新中国的信心。周先生和与会地理学家商议，提出地理所应归属未来科学院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所含各部委机构中果然有中国科学院，不久宣布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竺可桢是我们所熟悉的地理与气象界的老领导，我们立即推举周先生为首，联名向新建的科学院领导并向竺可桢写信，陈述地理学应得到发展，地理所应和原中央研究院各所一样，由中国科学院接收和发展的意见。南京大学的李旭旦教授等也写信支持。11月初竺副院长到达南京，就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办公，了解原中央研究院研究所与地学单位情况。17日亲临地理所，周立三先生向他详细汇报情况，大约就在此前后时间，属于教育出版系统的一位领导同志来信，表示地理所原属于教育部，现在人数也少，拟接收到教育出版部门，负责编辑地理教科书，询问是否赞成？我们当即回函婉谢说：“我们是做研究工作的，希望到科学院仍做研究，不适合编教科书”。不久，中央以董必武副总理为首的华东接收工作代表团南下，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恽子强、秘书长黄宗甄等随行来南京、上海接收原南京政府的中央单位。恽黄等到后，就召开座谈会，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各单位和地理所。1950年初，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以孙克定为主任，行政上统管南京各单位，调整房屋。4月23日地理所迁到北京东路现址（原称小九华山），在已经空出的数学研究所小楼办公，以后随着人员发展，又扩充到原物理所楼即东楼办公。我们进入中国科学院的愿望完全实现了。 

　　三、地理研究所筹备处阶段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一些小单位后，调整为20个研究单位，其中设地理所、数学所和心理所三个筹备处。地理所原有人员设备实在太少了。必须重新开张做起，筹备处主任由竺可极副院长兼、副主任请当时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的黄秉维先生兼。竺先生几经考虑，广泛征求意见，特别考虑了李四光先生的意见在地理所内设立大地测量组，聘请地理所筹备委员17人，即竺可桢、黄秉维、曾世英、黄国璋、李旭旦、徐近之、李春芬、刘恩兰、罗开富、周立三、孙敬之、夏坚白、方俊、周宗俊、王之卓、周廷儒和王成组等。其时竺有意调黄秉维先生来地理所任职并在将来出任所长，但华东有关领导坚决不放，只同意黄兼职。黄先生也对未来当所长一事谦辞，以此一直拖延下来，直到1953年，华东大区撤销，才到地理所专职工作。 

　　6月下旬，地理所筹委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地理所分三个组工作，第一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第二组大地测量，由方俊主持，第三组制图，由曾世英主持。1950年地理组工作主要为南京附近土地利用调查（已由吴传钧等开始工作）和黄泛区地理调查（由徐近之等进行）。竺先生提出为查清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应开展黄河山西陕西间土壤侵蚀的调查，拟由罗开富等进行。接着铁道部向科学院提出了9条计划铁路带有工程地质和经济调查性质的勘测任务，每线2人，要求地理所派18人参加。制图组任务则定为编制中国100万分之一的地形图。 

　　第一次所筹委会明确了新建地理所的业务组织和多项任务后，立即展开执行。但是所筹备处主任和副主任，都不能常驻南京，具体领导工作都落到了周立三先生身上，当时我已被任命为所务秘书。在周先生领导下紧张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是人员增加，所内原迁广州的罗开富、罗来兴先生，回家探亲的孙承烈、沈玉昌先生回来了，新调进地理所的徐近之研究员、赵松乔副研究员、邓静中助理研究员，制图组的曾世英研究员，陈述彭助理研究员和陆漱芬先生（职称记不得了），大地测量组的方俊研究员以及他从同济大学带来的4位年轻助手（何鑫、张善言、张海根、张荣祖和郑威）等都来了。另外，为建立技术系统和行政工作的需要，还调进了少数技术和行政人员。9月实有人员增至29人，连同已聘而未到的共34人。研究人员到达后，立即准备出队，本所不够，还从外单位找人支援，地理所组织了（1）南京附近土地利用调查，主要由所内原有人员参加，并请南京大学的文振旺、刘振中先生参加，（2）黄泛区考察队，由徐近之先生领队，赵松乔、罗来兴、祁延年、汪安球及土壤所的黄孝葵先生参加。（3）由罗开富先生筹备黄河山陕间地区土壤流失情况调查，（4）铁路新线工程地质和经济调查，先开展二线，即由沈玉昌、孙承烈调查成渝路和川黔路，邓静中并请浙江大学的陈吉余先生调查湘黔路。以后在南京土地利用调查结束后，派高泳源和另一同志调查天水至成都线路，吴传钧和另一同志调查包头至兰州线路。周先生和我都因所内行政工作繁重，除短期参加南京土地利用调查外，未具体承担研究任务。 

　　9月初，竺可帧副院长专为地理所事来宁，召开地理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已经开展和准备开展的各项工作汇报。竺先生讲了地理所基本任务在于密切结合实际，为人民服务，增强计划性和集体性，根据近代科学发展趋势，努力赶上国际学术水平。他说：过去中央研究院未设地理研究所，除国民党反动统治障碍外，主要由于地理工作本身的缺憾，只有地理学者努力做出成绩，才能受到社会重视，地理所现在还处于筹备阶段，将来能否正式建所还要靠工作人员的努力。地理所组织上划分为地理、大地测量与制图3组鼎足而立，必须互相团结，密切合作。地图是表现经济资源情况的有力工具，必须重视建设。地理所近年工作重心要放在黄河流域，做好黄泛区和黄河峡谷区的调查研究。所内外都团结合作，以发挥最大作用。上述竺先生指导性的讲话精神，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和努力贯彻。竺先生参观了地理所图书馆后，发现图书数量少，连基本工具书都不足，批评了所里缺乏管理，旋他将自己的百纳本《二十四史》860本，赠给地理所，以后又决定将上海王氏所藏方志2628种24934册全部购置，放在地理所。为了支援大地测量组急需的仪器，竺先生亲自与物理所商量将天文钟与60°等高仪带来交与方俊先生。会后竺先生还看了许多论文，参加南京科技界的几次活动，处理了许多具体问题。竺先生对地理所筹建的满腔热诚，考虑周详，细致入微，使人们异常感动钦敬。竺先生对我们图书管理的批评，我们迅即讨论，推徐近之先生主要负责，并调曹婉如女士（后为地理学史专家）来所专职管理图书，图书工作迅即得到显著改善。1950年冬天，奉院部指示，南京中科院系统开展“忠诚老实，向党交代清楚政治历史情况”的学习运动，华东办事主任李亚农同志来宁主持，经过细致深入的动员，参加学习者都以对党完全信任的态度，无保留地讲清楚自己政治历史上参加过什么组织，有过什么差错。九华山区的学习包括物理、地理二所是由我主持的，周立三、曾世英、方俊、施汝为（物理所领导）等高级人员都非常诚恳地无保留地讲清自己的历史，其他同志也均如此，经过学习，认识有显著进步。以后经过调查和多次运动，我未曾发现地理所内有任何一位同志的政治历史情况超过“忠诚老实”学习中所交代的。但后来“左”倾政治路线的发展，使得许多老知识分子无辜受到很多冤曲，周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幸周先生能坦然相处，容忍不记。 

　　1951年3月下旬，地理所筹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时候地理所工作已正常开展，主要和铁道、水利及测量方面配合，人员思想团结，许多委员认为筹委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应正式建所，会议中心转而讨论所长人选。竺可桢副院长以个别交谈方式，逐个征求与会委员的意见，除一人外，都赞成黄秉维先生，其次则赞成周立三先生。次日，竺先生向大会报告征求意见结果，会议通过向院部推荐黄先生主持地理所工作。但至这年9月第二届院务会议才决定地理、数学和心理三所和土壤研究所筹备工作均完成正式成所。这时华东领导仍不放黄秉维先生脱离华东计划局基本建设处工作，延至次年，科学院任命周立三先生为副所长、代理所长。在华东大区撤消，介绍黄秉维先生来科学院专职工作后的1954年1月，院务会议才通过黄先生任地理所第一副所长代理所长，周先生任第二副所长。其时地理所已成立北京工作站，黄先生接受黄河中游土壤侵蚀研究任务，常驻北京，而所本部在南京，实际所务仍由周立三先生代理负责。 

　　四、筹备与举行解放后中国地理学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解放前，我国地理界有二个全国性学会组织，一是1909年在北京组织的中国地学会，二是1933年在南京组织的中国地理学会，解放以后，两会有关理事酝酿决定合并为一个学会，1950年2月7日，竺可桢、黄国璋、王成组、黄秉维、徐近之、周立三等理事集会，推黄国璋为理事长兼组织部主任，王成组为总干事并和竺可桢三人组成地理学会常委会，但以后情况发生变化，黄国璋先生以政治历史问题被撤去理事长，并与王成组先生都调往西安西北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黄到陕西师范大学任地理系主任）。竺先生有意推关心地理工作的在共产党中央任职的徐特立老同志任学会理事长，徐未应允。其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学家孙敬之对学会工作比较积极。1952年10月、12月竺先生二次召开地理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议定由孙敬之、周立三和我等协力具体筹备于1953年1月举行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了解地理学会会员分布，各地理机构领导人员变动、特别是政治思想动态的基础上，通知各地区选出代表、报经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批准于1953年1月26日至31日举行地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31人，连同来宾和列席会员共50余人。竺先生以代理事长名义作了《中国地理学工作者当前的任务》报告，指出解放前地理研究工作严重地与实际脱节，很少做野外工作，不团结现象没有改变，解放后三年地理工作有一定进步，各部门都开展实地调查，思想改造有了进步。《地理知识》发行达三万多份，表明群众要求地理知识，现在要充分准备迎接将要到来的伟大的建设高潮，在改造大自然工作起重大作用，特别做综合的工作，控制环境，改良环境，识识自然法则，使自然的破坏力转而为社会造福。周立三先生作了《三年来地理学工作者怎样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报告，在总结各大学地理系和地理所近年结合国家建设开展各项工作，主要是为水利建设、铁道建设、农林建设、城市设计和建设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和所起作用，令人高兴，但还存在有关业务知识生疏，所提供的资料、成果不能完全切合实际等缺点。地理科学有综合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还应深化。今后学术上有全国意义的最基本的工作，应集中力量很好地去做。竺、周二先生报告后的讨论中，铁道部、农业部、水利部、内务部、林业部、交通部等单位的代表纷纷对地理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大会还就大学地理教学问题，特别是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学经验、正确而不是刻板地学习苏联经验等、地理师资培养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和经验交流。对中小学地理课本编辑问题也进行了专门座谈，认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自然地理课本》（褚亚平编）、《高中外国经济地理课本》（颜乃卿、周光歧编）在思想性、科学性都是高水平的，但也有若干缺点，需要改进，其他的中学地理课本与小学课本问题更多更严重。大会对《地理学报》、《地理知识》二个刊物的编辑方针，提高政治科学水平，作了具体建议。大会还对《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未作结论，但显然提高了认识。大会认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应有重点、有步骤地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领导，各大学地理系参加，分工合作进行。大会决定修改会章，更广泛地吸收会员。经过较充分地协商，解决理事分区名额，选出竺可桢、徐特立、孙敬之、侯仁之、周立三、周廷儒、施雅风、褚亚平、陈尔寿、任美锷、李旭旦、李春芬、吕逸卿、曹廷藩、王德基、丁锡祉、梁祖荫等17人为理事。理事会推选竺可桢为理事长，孙敬之为书记，侯仁之任《地理学报》总编辑、施雅风任副总编辑，李旭旦任《地理知识》总编辑，最后由新任书记孙敬之作了会议总结，宣告大会闭幕。 

　　这次大会虽然还存在一些缺点，但总的来说是承先启后，开得很团结，很有成效的大会。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报导大会内容，消息传开，地理界一致受到很大鼓舞，在会议的筹备和做出的决定中，周立三先生起了重大作用，是他联系各单位，了解的情况最多，提出的建议最能代表多数的意见。 

　　五、敬佩周立三先生的优良品德 

　　在与周先生长期相处过程中，我深深地敬佩他品德高尚。他长期一贯地勤恳负责、秉公办事、任劳任怨、谦虚谨慎、气量宽宏、团结同志、不争名利是地理学家中非常难得的一位。在解放前后，特别是科学院地理所筹建的一段时间内，他没有领导名义、稍后也只有副所长名义，但他在南京一直代行所长职责，一心为事业，日夜辛勤，从没有一事推倭，一句怨言，他对新来的辈份相当或高于他的同事相处，都尽力支持，相处融洽。在所内人员不断扩张的情况下，而行政人员一直非常精干，1952～1953年，全所已有七、八十人，行政虽有文书、事务、采购、财会等分工，平时在所务秘书（1952年下半年起由程鸿同志担任）领导下进行工作，遇有繁重事务时，周先生召集、布置大家协力承担，任何人都可呼之即来，克勤克俭地完成任务，没有室、处、科的设置，工作效率之高，现在回想，怀念不止。 

　　由于周先生参加过国民党并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朱家骅有一些关系，尽管在“忠诚老实”学习中已经完全说清楚，他没有反动罪行，但在“左倾”思想路线影响下，他有时仍被受到怀疑，如抗美援朝战争时，他曾参加一个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志愿军，到过几个地方。回国后，有人找我问关于他的政治情况，此人说：“周立三在朝时，东问西看，打听当地情况，引起怀疑，怀疑他是否给外国搞情报？”我说：“他的政治历史完全清楚，是爱国、拥护共产党的科学家，决不会给外人搞情报，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到一个地方想多看看，多了解一些地理情况，是很自然的，无需怀疑。”一次我与一位领导同志讨论是否请周先生参加一项经济地理研究时，这位同志就以周先生参加过国民党为由，拒绝周先生参加，这位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虽周先生多次或明或暗的受到误解、不信任以至委屈，周先生总是以大局为重，始终积极地工作，未曾表现过消极态度。他以公而忘私，完全忠诚于国家的地理科学事业，并发挥业务专长，为经济建设服务，一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文初稿经：黄秉维、吴传钧、郭传吉、吕庆如等先生审阅，作了若干修改，谨此致谢。

1998年12月8日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