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做会计工作，1942年9月间，该会设在北碚的中国地理研究所的会计辞职，就派我去代理，到了1943年8、9月间回董事会。一年的时间是名副其实的“弹指一挥间”，但所里活泼和洽的气氛、良好的风尚，留给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初到地理所的时候，所址在进入北碚市区的公路旁边，面向公路，背负山岗，是一幢有点洋气、半新不旧的淡黄色小楼，大门两侧各有一棵二层楼高的大芭蕉树。这样的房屋，比起市里大多数的简易建筑物，算是漂亮的了。 

　　大约过了半年以后，为了市区太热闹，又邻近车站，来往熟人多，工作易受干扰，且有受敌机空袭的危险，在距离四五公里处名叫状元碑的乡下，找到了一所大宅院，就搬去了。同时所里的“大地测量组”有五六位同志，全部迁往李庄工作。那时“海洋组”的同志，一直在福州工作，我从未见过。 

　　所里职工不多，所长黄国璋和研究员李承三等几位年龄较大，其余研究人员，虽然已是学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大都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而占比例最大的是一批青年工作者。因此，这个成立不久的研究所给人的印象，是年轻而富有朝气。 

　　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那里没有电影院，更没有酒吧和舞厅，但并不感到苦闷烦恼。在北碚的时候，工余可以上街，到书店里可以随意翻阅书刊；离所只三四百米的兼善公寓，前面有块宽广的草坪，夏季便在那里设有茶座，或是大操场旁名叫沥夏亭的茶馆，也很宽畅。这些地方，人不多，相当清静，泡碗茶，坐着或躺在椅里看书聊天都行。喜欢游泳的，星期日去嘉陵江上游相距很近的北温泉，先在池子里泡上个把小时，再在林子里喝茶休息，山上鸟语花香，山下江水有声，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情趣。到了状元碑，就不那么方便了，工余饭后，有去田间散步的，或在室内玩桥牌，在院子里打排球。当然，任何时候，都有埋头用功的人。到了夏天，晚饭以后，天色还很亮，很多人在院子里乘凉，家属们也来了，人扇一柄，有说有笑，特别是孩子们的玩乐，使整个院子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状元碑的那所院子，座落在蔡家湾，离开公路，曲曲折折地步行五六分钟即到，站在公路上望去，院子里有棵挺拔高大的银杏树，十分醒目，那是个独家村，四面没有邻舍。可是里边靠右的几间正房，住着一个姓赵的老人，身材魁梧，穿着军装，看来也有点怪，放着舒适的房间不睡，终年在院子里露宿。每天傍晚，仆从们给他拉天幕，支小床，有时早上太阳出来了，他还在呼呼大睡。听说曾经是个骑兵旅长，护送过班禅入藏。他深居简出，白天老坐在屋子里，有时也和我们交谈。不久之后，他出任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委员长，就离开这里上任去了，他的住屋就成了所的图书室。 

　　所里经常有学术报告会，有时请外面的人来讲，但更多的是自己人讲自己的实地考察和研究成果。记得我初去时，就听过一次大巴山考察组的汇报，使我得知那里不仅有原始森林，还有残存的原始社会，居住着根本不知道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的人民。这种报告会的情景，闭上眼睛，还能隐约浮现出来。那时，看到研究工作，仿佛就是读书和写作。读和写就是工作，对我这个中学生来说，真是十分羡慕。在平时闲聊之间，他们对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说得子丑寅卯，头头是道，认为他们的学问很大。这些感受，促使我更坚定了再去上学的决心。 

　　离开地理所以后，1947年出差南京时，曾去所里看望，当时林超博士任所长，他带领我参观了几个办公室，以后情况就不太清楚了。但对过去的同事始终怀有一种感情，每看到报上有关他们的讯息，如在学校教学中的先进成就，领导地区的科学考察，回国从事学术活动，以至捐金奖学等等，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反复看上几遍。 

　　还有使我怀念的两位同志，一位是薛贻源，他从上海去美国留学前夕，住在我处，抵足长谈，第二天上午送他上了美国客轮，目送他缓缓离去，从此再没有见过。后来听说，解放初他就回国，在内政部工作。另一位是夏坚白，1944年从李庄来重庆为测量学校招生；招生处就设在两路口庚款董事会。他找我帮忙，我们两个人完成了那次在重庆的招生任务。他是一位非常诚恳热情一心为工作的人，加上我们是常熟同乡，有较多的共同语言，他希望以后再有共事的机会，然而以后也再没见过。这两位在50年代中，便过早地先后离开人世，还听说薛贻源是将他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的。 

　　现在看来，地理所早期的一批青年学者，不论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大都作出了很大贡献，成为卓越的专家教授。这和历任所长的办所方针，和全所同志树立的纯正的所风、学风是分不开的，而在初创时期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祝愿今后的研究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中国共产党象今天这样正确而强有力的领导，相信一定能发扬好的传统，培养出更好更多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198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