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我从砰石中山大学到了我们现在的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的前身中国地理研究所，从此我在那里工作了7年，现在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成立将届满50周年。在我80岁时，欣逢此盛，实为高兴，怀念良深。这是充满了革命与运动的50年。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的研究所就是在这些战争中诞生与成长的，后来的各项运动，如土改、清队、教改、三反五反、反右以至于“文革”，我们研究与工作人员，则无不亲身经历。本人与研究所在这段时间及这个时代里所受到的推动，确实是很大的。 

　　由中英庚款创设在重庆北碚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最多的时候，有60来位研究与工作人员，这在40年代，算是很多的，当时原中央研究院属下的研究所，没有一个有这么多人。可是现在的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有的研究与工作人员队伍多达270多人，北碚所名义上有4个组，实际上只有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个组持续到底，其测量与海洋两组没有搞好久。现在的南京所设有9个研究室，其中有3个关于湖泊的研究：湖泊水文气象、湖泊沉积地貌、湖泊生物生态。另设有4个湖泊实验站，看来工作重点在湖泊的研究上。同时，开展区域地理研究工作。这是很好的。 

　　北碚所在北碚7年，重要的现场考察工作则是在最初3年做的。1940年派出了李承三和林超等8人考察了嘉陵江流域地理；王德基和陈恩凤等5人考察了汉中盆地地理、都在外工作了七八个月，1941夏初才回所。1941年的11、12月间，杨克毅和钟功甫二人对供应重庆工厂与人民生产与生活用的煤产地，北川铁路沿线煤矿区，做了一个区域地理的调查与报告，因为只有4万来字，就作为所中的《地理集刊》第2号出版了，是由毛笔油墨石版印刷的。 

　　1942年，所中仍有能力派出下列考察队： 

　　一、川东地理考察队：杨克毅、朱克贵、谢觉民组成，4月出发，8月回所。 

　　二、大巴山地理考察队：由林超、楼同茂、郭令智组成，9月出，12月归。 

　　三、涪江流域地理考察队，由杨曾威、王成敬组成，11月出，1943年2月回。 

　　四、其他 

　　以上是北碚所成立最初3年之内所做的野外考察，在所内，有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负责编绘的《四川经济地图集》。 

　　1943年，抗日战争趋紧，经费不能随物价俱增，再也不能外出考察了。而且要把所址迁移到步行约1小时以外的乡间状元碑一个孤立的某祠堂，以避轰炸，节省经费。 

　　但有4个人自已活动分别参加了外单位的西北主要是新疆的调查考察，这里面有未向外透露的内容。日寇日逼，蒋介石为了应付可能的再后退，要从四川再向西北退，王世杰主持的中央设计局就须为之谋，组织起一个联络调查陕甘宁青新五省军民资源主要是沟通宁夏马传方等回族军阀及新疆的独裁盛世才，所以起用罗家伦为头，安插了一些副部级人员，组成一个庞大的“西北考察团”。因与王世杰有师生的关系，我参加了这个组织，随之在西北五省活动了一年，其中在新疆及河西走廊回教地方及丝绸路上名庙古迹都走了之外，罗家伦会外和当地军政头目来往总做了不少供求默契，在新疆天山之上及其南北山麓与塔里木盆地南沿较大集落都有耽搁，共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我每初到一地，即找一部脚踏车在市区与近郊转一两转，西北的城市，即令是省会，街道是不多不远的，即使手上没有地图，也是不会走失的。一路都有自备的大小汽车供用，地方政府招待食住，报告当时该县市的工农生产人民生活要点，也能说说他们的问题与前景。这里很有些地理材料，其中掌握生产与资源的军人政府则在当时讲也不能明白它们的具体地点与实际数量的。但是我用当时汇集的材料做基础，为报告编辑绘制了十来幅大如报纸的各生产重要产地分布图，可作后来进一步探测落实的参考。考察团回到天水，住下在宝天铁路工程处，花了3个来月编写了一部机密报告，让会写字的人抄写了两份，一给蒋介石，一给王世杰。 

　　原中央科学院在朱家骅安排下，林超和李承三也参加了一个新疆考察团。 

　　所谓国父实业计划委员会在陈立夫的组织下，也有一个进新疆的考察团，周立三参加了这个组织，在新疆开始了工作。周老后来屡进新疆，可谓开始很早，持续很长，掌握资料最多的。可惜这4人都没有足够的了解足够的时间写出公开发表有系统的有关报告。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黄国璋辞职；李承三接手、黄国璋在职6年，组织了上述的四五个有系统的地理考察及其报告的编写；李承三则设法印行了上述报告，成为4卷《地理专刊》，两卷《地理集刊》。两人手上都印行了《地理》季刊，这都是他们在尽力克服困难为地理所为地理学界做的好事，都值得怀念的。 

　　1947～1949年中，北碚地理所一再搬家；一部份南下到了南京的同事，工作之处也一再搬家。 

　　解放后一年，结束了北碚所。东迁后，又几经周折，南京所又一再改隶换名，最后于 1988年 1月，订定现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本所在南京办理时期，就注重研究湖泊。40年以来，在各项运动之间歇时期，编写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国湖泊与水库，关于太湖的综合调查及其他有关的书籍。全所取得科研成果300多项，几乎有四分之一获得国家、部委、科学院和省级的奖励，可见同行们的努力可观。 

　　想到当年在北碚所同过事的人，仍有20来位在本岗位上工作，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当年都曾步行奔走在四川及西北一些干旱地方，每天或行或停，停时观察访问调查，有时日中太热，乘夜赶路，有时下水推船（天干水不够深）。回所后，在桐油灯下编写报告，稿子付印时自己住到印刷厂校对，干这些毫不为怪或怨怼。这些受过专业训练，长期从事专业工作的同行，他们忠诚热爱坚持于地理事业，都是令人经常怀念的。但愿今天在南京的同龄或年轻精力富强的同行，团结一心，把手上的工作干下去，成绩与日俱增，推动国家的地理学向前发展。

1989年8月写于广州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