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0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由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建中国地理研究所于北碚区，这是我国空前的全国性地理研究机构，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南京和北京地理研究所的前身，又为兰州（楼桐茂、施雅风）、成都（孙承烈）、广州（钟功甫）各地理研究室、所与兰大地理学系（王德基）领导人才的滥觞。 

　　该所创始于旧中国抗战时期，因而设备简陋，职工不到四十人，内设自然、人生、测量及海洋四个研究组。分别由李承三、林超、陈永龄及马廷英负责，黄国璋任所长。建所初期，即由自然、人生两组负责人的李承三、林超组队率领骨干研究人员周廷儒、郭令智、高泳源及楼桐茂、王成敬、孙承烈等深入考察了嘉陵江流域，大巴山地；继由杨克毅、朱克贵、谢觉民对于川东；王德基、薛贻源、王成敬等对于陕南的汉中盆地作过考察，并由李承三、周廷儒、林超、杨克毅等对于西北的新、青二省区作过广泛的路线与重点考察，均获得辉煌的成果。先后发表于该所出版的地理专刊及地理季刊的“西北专号”与“北碚专号”。同时由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等在室内首次编绘出主图71幅、附表55幅的《四川经济地图集》一册。 

　　我自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经冯景兰老师介绍至北碚嘉陵江对岸的黄桷树、国立复旦大学史地系任助教一年，继由沙学浚教授介绍至江津、白沙、红豆树、国立十七中学教地理一年。1942年夏，经林超导师介绍进入该所人生地理组，时因抗战接近胜利，生活更加艰困，未及参与野外考察，仅在室内将大学论文整理成滇池西北平原之大地景（地理3卷1·2合刊，1943）与滇池西北水道考（地学集刊1卷4期，1943）两文，并首次写成中国地理区域（地学集刊4卷1·2合期，1946）初稿。同时译出L·Dudley Stamp著Asia的南洋地理（侨民教育2卷1期,1942）与中国地理（湖南亚新地学社，1944）二书。 

　　当时日机多次轰炸重庆，地理所为防空袭，由北碚街区迁驻北郊四里的状元碑乡间一院瓦顶平房办公。我同孙承烈（已去世）、施雅风（现住南京地理所）、钟功甫（现住广州地理所）、谢觉民、史立常（现均在美国）等集中在一大办公室内，度过近三年较艰苦而至今颇堪回味的战时生活。 

　　个人适应环境能力特差，对于冬春多雾、夏秋热湿，年多夜雨的川东环境及常年吃谷皮、秕子俱多的平价米为主食之战时生活，均不习惯，因此身体渐差，屡托工友徐茂祥由北碚街区代买馒头作主食，有时和刘培桐、王秉成诸友合作面食饱餐，时亦一乐也！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喜庆胜利。地理所与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我先离开巴山蜀水，回到乡省兰州高中母校所在的甘肃学院。1946年设置国立兰州大学于萃英门（清举院南门）内的甘肃学院，重庆地理所自然组的王德基研究员，亦至兰州大学，创建了地理学系，今已届不惑之年，惜王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清队期间，含冤去世，直到1986年5月始开追悼会，我有挽联云： 

　　共事二十七春秋（1942～1969），合开经济地理新课，同登阿尔金山，公死以奇冤，至今昭雪，亲朋倍增隐恸！ 

　　难忘的六一八月日（1966·6·18），齐戴纸竹高冠游行，偕进拐角楼牢，我生为仅存，此刻堪娱，桃李后继有人。 

　　正因我早年是重庆地理所的一员，1955年老同事周立三（南京所）及孙承烈、吴传钧、赵松乔（北京地理所）特约我参加了甘青交界区农牧区划调查队由兰州乘车去河西、自民乐、炒面庄登祁连山。同过扁口与鄂博岭，同露宿荒无人烟的大梁分水岭一夜。同和赵松乔兄由海晏三角城策马驰至青海湖东岸的耳海考察后，终因多运动的兰州大学急电催我中途返校，未能善始善终的完成甘青农牧交界区考察为憾。 

　　岁月不居，忽忽已五十年。回首四川北碚、状元碑前的崎岖石径与瓦顶、竹泥墙的大院，当时朝夕相聚的地理前辈和师友，其音容笑语，历历在忆，水难忘怀。已逝世者的故事趣语，如“李承三双手紧抓藏狗耳”、“黄国璋指掏耳孔开话匣”、“杨曾威报告考察日程无手稿”（记忆力惊人）、“楼桐茂严冬冷水浴永卧硬席床”，还有王成敬、孙承烈诸学长生前的诚谨态度与工作规律各有特色，难以尽述。至今健在人间者，皆已年过古稀，都属白发老人，散居海内外，音信少通，更少晤面机会。所幸多有专业著述问世，每读其文如见其人。反思半个世纪的沧桑往事，我们活到今天的，实亦不虚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