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研究所于1940年8月1日成立，所址在四川重庆北碚。它是我国地理科研机构的发源地，从成立到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在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只是弹指一挥间，而在解放前战乱的九年里，中国地理研究所发展道路是坎坷的，无论是隶属关系、机构设置，或者是人员变化都是非常不稳定。为了使后来人了解这一段动荡历史，特将当时简况介绍如下： 

　　一、所的隶属关系：中国地理研究所是由中英庚款董事长朱家骅支持创办的，早期属中英庚款董事会领导。1946年以后，朱家骅任教育部长，为了解决经费困难问题，于1947年改属教育部。直到1949年解放才由中国科学院驻宁办事处接管。 

　　二、所内机构的设置及其变化：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初期设四个研究组，即人生地理、自然地理、大地测量、海洋组。一个制图室，一个图书室，以及文书、会计、事务等行政部门。1943年大地测量组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工作，迁往四川宜宾李庄，与同济大学测量系合作。海洋组为了便于开展沿海调查工作，亦与厦门大学合作。到 1943年以后，留在北碚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实际上仅仅剩下人生地理与自然地理两个研究组，以及地图室、图书室和行政部门。 

　　三、所址的迁移：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之初所址在北碚中山路60号，1943年春为了紧缩开支，迁至北碚西南约五公里的状元碑乡下。1945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春由状元碑迁回北碚国立礼乐馆旧址。1947年夏又从北碚迁到南京，开始在苏州路1号办公，后又迁入山西路78号，位于当时的中英庚款董事会隔壁。 

　　四、所长的更替：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由朱家骅任命，1940年8月～1945年8月由黄国璋为所长。后因黄国璋去重庆兼任中央设计局工作，不常回所，1945年8月由李承三代理所长，1947年李承三调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47年所址迁南京后，由林超任所长，直至解放前夕。 

　　五、研究方针及任务：“开创初期，因受战事的影响，国内外交通困难，图书设备一时难以完备，室内研究工作甚感不便。为因时因地制宜之计，就确定暂以实地考察为中心工作。”研究任务，成立后。当年11月即开展嘉陵江流域考察和陕南汉中盆地地理考察；1941年11月又开展“北碚附近北川铁路沿线煤田调查”；1942年4月开展川东地理考察；1942年9月开展大巴山地理考察； 1942年7月开展合川官渡场附近典型地貌研究和典型地形图的测绘工作。除所内自行组织的地理考察外，还参加外单位组织的考察：例如农林部组织的“成都平原农业考察团”由周立三参加；中央博物馆、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央研究院合作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由李承三和周廷儒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林超、李承三参加；中央设计局组织的“西北建设考察团”由杨克毅参加；农林部组织的“甘青考察团”由陈恩凤和冯秀藻参加；另外还有“国父实业计划西北考察团”由周立三参加；“北碚地方志的调查”由林超、郭令智、刘培桐、钟功甫参加。室内研究工作有“国父实业计划研究”和“四川经济地图集的编制”，以及东南亚各国地图地名的翻译和编制。 

　　六、各类人员的构成：全所最盛时期人员总共60余人，其中科技人员占绝大多数，约50余人，行政辅助人员约10余人。科技人员职称与当时中央研究院相同。研究人员：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共40余人。技术人员分技佐、技术员及练习生，共10余人。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多为留学归国的专家教授，共10余名；助理研究员多为大学教师，不足10名；助理员多为各大学有关学科毕业生，不足20余名，测量和制图的技术人员多为测量专科学校毕业或有关单位调来的测绘人员。此外行政辅助人员来自各方面。 

　　七、各组人员名单：人生地理组组长黄国璋（留美）兼，副组长林超（留英），组员有杨克毅（留英）、周立三（中山大学）、楼桐茂（中山大学）、郑象铣（西北大学）、王成敬（西北大学）、薛贻源（西北大学）、孙承烈（西南联大）、史立常（西南联大）、谢觉民（浙江大学）、钟功甫（中山大学）、侯学焘（西南联大）、陈泗桥（襄勤文理学院）、杨建勋（西北大学）、王秉成（西北大学）、艾孟求（西北大学）、1942年以后又增加冯绳武（西南联大）、黄秉成（西南联大）、龙章（西北大学），共计20人；自然地理组组长李承三（留德），组员有陈恩凤（留德）、王德基（留德）、周廷儒（中山大学）、郭令智（中央大学）、高泳源（中央大学）、刘培桐（西北大学）、冯秀藻（中央大学）、朱克贵（中央大学），1944年增加了施雅风（浙江大学），共计为10名；大地测量组组长曹谟（留日），组员有陈永龄（留德）、王之卓（留德）、夏坚白（留德）、龚瑾、张文汉、李葆厚、徐芝荪、唐余佐、朱顺之、朱成麟等十余人，多来自同济大学。海洋学组组长马廷英（留日），组员有唐世凤（留英）、成荫（中央大学）。另外，尚有杨遵威（留英）、萧廷奎（西北大学）、黄绍鸣（西北大学）、陈励（中央大学）、崔可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朱蕙卿（西南联大）、范文纪（中央大学）等人皆在北碚时代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其所属单位已记不清楚。技术人员中搞测绘工作的有王锡光、麦季球、黄乃仁、石之英等；搞地图方面工作的有俞叔垕、王吉波、傅秉荣、章高炜、陈家杰、房国翔等人。图书室、会计室以及搞事务等行政工作的人员调换频繁，更是不易记清。以上都是指在四川重庆北碚时代工作过的人员。 

　　八、人员的变动：1943年所址迁往状元碑乡下以后，人员逐渐减少，除测量组和海洋组迁走不足20人外，原在北碚短期搞科研的人员都纷纷离去。另外人生地理与自然地理两组的人员也有许多离所他去，如王成敬、艾孟求、杨建勋、冯季藻、陈恩凤、朱克贵以及部分行政人员等，实际迁往状元碑的人数只有30余人。1944年黄国璋所长去重庆兼任中央设计局工作以后，也陆续借调了一部分科技人员去重庆，如龙章、高泳源、薛贻源、史立常、王秉成及房国翔等五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公费出国人员有周立三、周廷儒和楼桐茂，自费出国的有郑象铣和谢觉民。1946年春迁回北碚国立礼乐馆旧址时已不足20人，到年底以前又有部分人员离所他去，如郭令智、陈泗桥、刘培桐等，部分人员先所去南京等候所址迁移，如林超、施雅风、钟功甫、侯学焘。1947年6月随所迁往南京的，只有杨克毅、孙承烈、王吉波、傅秉荣、陈家杰以及行政人员等。到南京以后，连同先所来南京的人在内，亦不过十余人。林超任所长以后，又增加吴传钧（留英）、罗开富（留美）、罗来兴（中山大学）、沈玉昌（浙江大学）等人，同时高泳源亦从金陵女大调回所。1948年初公费出国的周立三和楼桐茂亦从海外归来。当时全所人员（包括行政人员在内）亦不过20余人。1948年底到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危在旦夕，林超奉命迁所，但他本人正准备赴葡萄牙参加在里斯本召开的国际地理学会，即将启程，因而委托罗开富将所迁往广州。所内除周立三、楼桐茂、施雅风、高泳源、王吉波，郭传吉以及两名工友留守南京，等待解放外，其余员工都各自离所回乡。 

　　九、解放前出版物：除出版了“地理专刊”和“地理集刊”专载本所野外实地考察报告（详细情况见下表）外，还出版了“地理”和“测量”两种季刊，地理出六卷共13期，前10期在北碚印刷，后3册在南京印刷；“测量”在北碚只出了二卷，共7册。 

　　本所“地理专刊”和“地理集刊”的内容，见附表。 

　　此外，还出版了中文版外国地图（单页挂图）如“南洋图”、“印度图”、“泰国图”、“缅甸图”以及“苏联新图志”；这些图主要是配合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读报时参阅。 

　　十、一点体会：中国地理研究所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中诞生的，图书、仪器设备以及野外装备都十分缺乏，生活条件简陋，野外考察工作非常艰苦，室内研究工作也受到很大限制，加上时局动荡，人员流动又大，在此种种困难情况下，科研技术人员不畏困难，做出了一定成绩，为以后科研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和资料，对促进地理科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该所培养成长起来的人才，解放后在地学界各个领域中发挥一定作用，其中不少人员已成为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1989年11月18日 

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