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夕照、秦淮烟霞中的南京，是一个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名胜古迹遍布的历史名城。1946年夏，复旦大学由重庆迁回上海，经过八年抗战的磨难，我随一批同学复员，回到久别的家乡湖北天门，小住了一段时间，就去上海结束最后一年的学业。这时正面临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全面内战，蒋管区内已是一片混乱，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大学生们个个愁云压顶，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实实在在地朝着每个同学逼近。1947年初，为了找到一个勉强可干的工作，我第一次来南京，因为关系不硬，活动面又小，虽有若干指望，但都不够落实，毕业后只得仍回湖北谋生。然而这次南京之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2年初，党中央发出了技术归队的号召，因为经过解放后三年恢复，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急需专业人才。过去由于战争和党的工作需要而放弃了专业的人员，都可以根据各人的专长和志愿回到可起作用的岗位。我虽是史地系毕业，因为一向对地理深有爱好，在校时也以选地理课程为主，于是决心响应号召，通过施雅风同志的推荐，于当年七月由中共武汉市委调到设在南京的地理所。可惜，时过37年，往事多已淡忘，手头又无任何可供查考的资料，当年的同事北京虽有不少，也未能到处访问，为了纪念南京所创建五十周年这个难得的盛举，现就记忆所及，谈谈我进所时的一些片段。 

　　工作调动。1950年抗美援朝，全国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我当时在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编写了一本《祖国地理的新面貌》小册子，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在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出版，由此激起了进入专门机构从事深入研究地理科学的热情。正巧碰上技术归队，几乎没费任何周折，很快来到南京。调动手续非常简便和迅速，有关单位也无任何碍难之处。但我到所时却没有见着施雅风同志，他已于年初调到北京工作站，组织《中华地理志》的编辑工作去了。那时周立三先生主持所务，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的高新农同志管人事，他们告诉我已经商定的任务，是让我担任所务秘书，并兼编《地理知识》月刊，因为这两年都没有专人负责，而工作又很需要。我刚从党委机关出来，服从组织分配是理所当然，丝毫没有强调个人愿望，立刻上马。1953年初，郑琼带上全家都迁来南京，也是一切顺利，住房、工作、托儿所等等，都未遇到困难。那时人口对城市的压力不大，办这些事似乎格外容易。初次来到九华山下安静、整洁、朴素，在当时是中国唯一的地理科研机构，融汇到这样一个团结、友善的集体，同我前几年动荡、紧张的经历比较，完全是另外一番境界。 

　　办事机构。当时地理所还在筹建阶段，家小业小，内部机构设置十分精干，仅有地理、地图和大地测量三个研究组，行政系统只有一个小摊子，一班人员有分工，似乎还无正式名目。直到1954年初黄坚同志来所接替我的秘书工作，当年稍后一些李维祥同志来所，才开始有办公室的说法。 

　　因为当秘书，日常接触较多的是行政方面的同志们，全班人员大约在10人左右，有文书、财务、总务之类的分工，每个小组二、三人不等，没有严格的层次化，基本上各司其职，“各自为政”，遇有较繁重的事务，大家协力承担，任何人都可以呼之即来，用不着逐级安排。虽然个别人和其他同志难免有些矛盾，但总体上仍以协作、互助为主流。由于人少，不能分工太细，大家都是多面手。跑外勤的杨广学同志格外辛苦，他负责全所的物资采购，还给出差的人员订票、送票，承办各种意想不到的杂差。戴志芳同志管内勤和住房；沈昌筠、杨若兰、韩怡如同志管文书、档案、打字、油印，公文、成果全包；叶大富、戴元吉（？）管财会。人虽不多，工作秩序井然，服务态度堪称上乘，从无推诿、积压和扯皮现象发生。在我的秘书任内，没有为这类事情做过调解和说服工作。当时科研人员还因沿旧习称所内工人为“工友”，程立珍同志更使我历久不忘，我以后每次到南京所都要去看望或托人问候他。他可以称得上一位包打杂，按时摇铃上班下班，从不误点，把报纸、书信、文件送到每个人办公室，通知各种会议，传呼电话（全所只有一部电话），做室内外公共卫生，剪草浇花，还接受群众委托办些私事。 

　　在解放前后，地理所经历了很大的周折，到我来所时，少数分散各地的同志已逐渐回所归队。从1950年起国家开始分配大学毕业生，第一批有李文彦、汪安球、张荣祖、祁延年、郑威五位同志。1951年分来刘华训等同志，算是第二批。1952年来了朱震达同志，他比我进所稍晚了一些，算是第三批。以后逐年增多，到1956年达到高潮。大约从1952年起，开始接受复员军人，郭庆三、范明华、陆俊雄、施正苑、胡贤洪、滕俊等都是最早进所的，他们大多被派去进行专业学习，以后成为各所的工作骨干。在1952～1953年间，全所大约已有七、八十人，工作量开始增加，可是办事机构并未相应扩大，大家凭着充沛的热情，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风气和环境。在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那种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全所不仅没有一部自备汽车，连公用自行车大约也只有两、三部，全所一年的事业费我已记不清确数了。但估计不会超过二、三万元，大家用钱都能自觉地节省，分配经费也没有很大的困难，反正精打细算，实报实销。那真是艰苦奋斗的年代，高级研究人员出野外考察，都是同行、同住、同吃，如果谁有点“特殊化”，很快就会受到所内“舆论”的批评。应该说，那时搞“特殊化”的人实在不可多得，而甘心同群众打成一片并带头实干的却大有人在。楼桐茂同志是全所公认的艰苦朴素的典型，他平时利用公物、文具、水电之精细到了极点，在野外经常长途步行，省吃俭用，深入农家访问，以至记录填图，无不严格认真。他那极端的简朴生活以及对农村景况的关心、至今使我忆念。 

　　那时的九华山大院还保持着幽静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工作、生活秩序。1952年土壤所大楼尚未兴建，整个大院由地理所独家占有，地理组全部人员和图书资料集中在西边的两层小楼，也算是全所的中心。因为二楼的会议室能容纳全所人员开会。1958年敬爱的朱德委员长曾在这个会议室接见过南京所的许多同志，并摄影留念。每天上午全所同志都在楼前草坪上作工间操，大家也围着两个清彻的小水塘闲话散步。水塘虽小，但是九华山院内唯一的水域，岸边几株花树和塘中几丛莲荷，显得格外娇艳雅致，尤其在盛夏的朝夕，总会招来几位乘凉观景的清客。现在地理和土壤两所的前方，当时还有小小一片丛林，树木葱郁，杂花野草，更是寻幽和沉思的理想所在。就是从鸡鸣寺到太平门的狭窄马路，也是行人稀疏，车辆少见，周围的大环境也相当空旷和宁静。 

　　《地理知识》。195O年南京地理界同行创办，一直是业余编辑。我到所就接办这个刊物，才算有半个专职人员，还有一个干实事的编委会，由李旭旦先生任主编，南大、师院、地理所都有编委，我在编委会主管日常编辑工作。那时每月发稿前都开会，通常在李先生家中举行，稿件由分工编委事先审查把关，集体讨论决定。李先生每期认真看稿，宋家泰、金祖孟、杨纽章、鞠继武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因为学校不具备多种条件，半个人的编辑部就依托在地理所（那时还无挂靠一说）。大约是1953年，熊忠英、黄洁梦同志先后来所，才算有了名副其实的编辑部。1952年，刊物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由王煦柽同志负责，1954年转到全国科联出版。当时，全国性的专业刊物不多，该刊又是地理界唯一公开出版的月刊，发表的文章也比较能配合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形势，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到 1954年初，发行量已超过五万份。我的编辑任务基本上在晚间执行，因为白天要照顾所内公务，参加南京办事处和宁区支部的活动，时间很难集中使用。刊物的宗旨是对各界读者进行地理知识的普及和对中学教师进行地理教学的辅导。为了前者，我们十分重视适应形势的需要，组织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的稿件，按专题集中一批文章发表；为了后者，我们根据广大教师来函的要求和教学进度，以名词解释和专文的形式，帮助解决一些疑难，或提供基础知识。有些文章和材料后来印了单行本，如《台湾地理》和《初中自然地理名词解释》，在 1955年分别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在1954年以前，每月平均还有上百封读者来信，比较一致的科学性问题，以上述方式在刊物上公开解答，零散的具体问题，以书信方式回答，来信必复的原则一直得到坚持。 

　　关于科研任务，我想还是留给更知情的老同志去写，因为我现在完全不掌握材料，难免挂一漏万，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如交白卷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