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我进中国地理研究所之时，正逢地理所从重庆北碚在国民党政府“复员还都”接收高潮之后迁南京苏州路一号不久。饱尝“大后方”抗战8年艰苦生活的地理学者们披星戴月，走下天山、大巴山，从嘉陵江、长江万里东还。远在美、英、澳研修满怀抱国之心的同行，也负箧归来，指望共同为地理学上亟待开垦的祖国大地贡献身手。可他们一到南京，幻想即为现实所彻底粉碎。蒋家小朝廷，忙于继续大打内战，安排几家科研机构，不过为了装潢门面。地理所在南京极盛时期，科研经费已不能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转，业务工作完全停顿。全所上下无不为反饥饿奔走终日。 

　　 1949年南京政府“元旦文告”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先后进抵东起江阴对岸，西至荻港的长江一线，南京解放，指日可待。身处京几，地理所当然难免受“迁都”影响。所里人员除投亲，回乡或出国离宁之外，留守的9名员工，按原所组织形式和留守应变的需要，分工为周立三负总责并对外联系，楼桐茂协助周工作，吴传钧文书，王吉波财务，高泳源图书，施雅风因所内外社会活动多，未分配固定职务，后来在学习方面却做了不少工作，郭传吉总务，于培连外勤及卞仲文传达兼看守所产。留守员工曾在中共地下党员施雅风同志的组织、影响下进行了“反搬迁，搞应变”的斗争。所里除继续正常的学术业务活动外，南京地理、气象学界的施雅风、周立三、高泳源、吴传钧、冯秀藻、束家鑫、杨利普、宋铭奎、黄秉成及蔡宗瑞等人团结了中央大学、方域司、资委会，经济研究室、编译馆及水力开发工程处等部分人员，组织每周座谈会、读书会或应变联谊会。座谈学习专题如：解放区情况介绍、中共城市政策、国民党为什么不能实行三民主义、新政协与重庆政协、新民主主义论、知识分子的道路、苏联工业建设及南京建设等等。记忆犹深的一次辩证法的唯物论学习，热烈讨论了七个小时。短短四五个月的座谈讨论，从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作了一些迎接南京解放，投身新中国建设的酝酿和准备。一本查抄发还劫后仅存的日记上，1949年2月2日写着这几句：“南京各文武机关，能像样办公的，恐怕只有地理研究所，几乎比正常的时候还正常，工作紧张，人心镇定。” 

　　 应变更现实的是吃饭问题。地理所留守员工8家，连同亲属共计25人。南京政府原给在职员工每人每月配给3斗米。可是“迁都”以后。这3斗米更是月月拖欠，周立三教授为此要经常跑伪教育部南京留守处，找长官，通关系、舌敝唇焦，才能挤出这点戋戋之数。员工卯等寅粮，得天天摸摸米袋里的“库存”，辩听长江北岸炮声的方向，再从邯郸、济南人民、新华广播电台新闻中猜测解放军可能过江的时日。为3斗米，经常跑遍水西门、上新河、下关。4月8日经略施小计，才在中华门外和丰粮店拿到全所各人3月份被拖欠的3斗米于晚间6点后运回所里之后，在当天的日记上写着：“这是中华民国公务员的最后一次米贴了”。南京政府赖以救命的金元券一出台，米、炭、煤油见风涨，月头月尾金元券成万倍地贬值，到4月8日，金元券对银元比价中午为34000元，傍晚涨到5万元。南京员工薪金以金元券作“底薪”，即使不月月欠薪，也永远跟不上物价腾飞。虽由王吉波先生等分工排队，拿补发欠薪抢兑银元，力图保值，员工中早有人家经常几天没钱买菜，来了亲戚烧不出便饭了。经全市留守员工集体上街请愿之后，南京政府才不得不从4月份把员工薪金“涨”到5400倍。当时地理所每月的经费为20万元，拨到所里最快要晚一个月，1949年2、3两个月的全部经费，4月份拨到所里，每月约够买煤球4担，或宁沪三等火车票12张。为了护所保产迎接解放，留守小组不得不忍痛用员工应得的生活费，维持了地理所5、6个月的日常开支，一应帐目，连同“结余”于解放后向军管会作了交接。 

　　 1949年4月 23日南京解放，军管会进城伊始，文教科研单位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一时尚来不及安排接管一个原教育部所属的仅有员工8人的科研单位。待到5月中旬，耐不住留守员工企盼接管的热切心情，周立三等人乃主动备呈到军管会申请接管，旋即由军管会文教处大专部长赵卓同志任地理所军事代表，来所了解情况，并先后派金展华、肖曙英同志为地理所联络员。6月24日，军管会派员到所，正式宣布委聘成立地理所由高泳源、郭传吉及卞仲文组成的接管小组后，由中国地理学界前辈惨淡创始了9年的一朵地理科技新花，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接管虽定，军管会对地理所等文教科研单位均属代管，人员编制、方向任务一律维持现状，等待中央决策。中南地区解放后，地理所面临的对离所去穗、还乡等原有人员回所问题，虽始终关怀，表示不分先后，热烈欢迎回所，并相约团结一致，为发展新中国的地理学共同努力等等的相儒以沫，最早如孙承烈教授等回所要求曾呈报军管会请准，终以代管原则所限，一时未能如愿。另一个更根本，为当时全所同志热切关心的地理所隶属问题亟待明朗。大家认为从国家科研体制和学科发展前景考虑，地理所应该争取隶属于即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6月间，周立三教授应邀出席北京全国自然科学等各会议时，就地理所归属向有关方面表达了同志们的愿望，并得到了与会的地理学家的支持。同时，也遇到个别前辈同行认为只有5个科研人员的小单位，可作为地质所一个室的意见等的阻力。周先生回宁后，立即和中央大学地理系等联系，并得到李旭旦、任美锷教授亲切支持。由于获悉中国科学院建院规划有地理所建制，乃再设法与地理学界前辈，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教授取得联系。11月间，竺副院长因公南下曾亲临地理所向周立三等了解情况。不久，参加政务院华东机关接管团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恽子强同志来所视察，听取意见。1950年第一季度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建制。4月间，由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安排，地理所由接管期间临时迁住的江苏路45号后又迁入九华山原中央研究院数学所大楼作为本所的新址。 

　　 在紧张的业务、应变活动之余，周立三、吴传钧和高泳源教授本着“发展中苏友好，学习苏联建国经验”，以巴朗斯基的《苏联经济地理》一书为蓝本，编辑了“以地图为中心，将苏联的自然和经济地理铺陈在图上，有系统地介绍苏联”的《苏联新图志》，由上海亚光舆地学社在当年的十月革命节时出版。由于有图有说，简明扼要，颇受读者欢迎。还应提及的，南京解放初，军管会文教处于1949年8、9月间组织各大学和研究所的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对南京市的经济进行调查。地理所吴传钧教授参加负责调查长江沿岸的上新河镇，所写报告发表在最后一期的《地理》上，内容翔实，为解放前的上新河木（行）业留下了一份珍贵史料。 

　　 难忘的 1949年8月1日，中国地理研究所建所9周年。为了庆祝地理研究所的新生，为了留守员工亲属间团结友爱、亲如一家、艰苦与共的患难情谊，当晚在山西路78号院内草坪，举行庆祝、联欢、聚餐晚会，费用全由周立三教授等热情“资助”。晚会发言，豪情满怀，希望明年今日地理科学在新中国建设中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钟山风雨、水碧山青。今年10月初，看到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拟庆祝建所50周年关于40多年来的科研成果及其科研方向任务规划的介绍，兴奋不已。40年前为理想而奋斗的地理学界师友，有几位已经辞世，健在的虽霜鬓银发，尤壮心未已，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满目青山夕照明，伴随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地理学界，英才辈出，青胜于篮。亟待开发的神州土地上，将绘出更新更美的祖国的地图。

 1989年11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