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好的回忆 

　　1952年6月我从华东军区军事干部学校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被分配到南京地理研究所地图组学习和工作。当时全所员工33人，所长周立三先生召开全所大会，大家围着兵乓球桌，自带椅子坐一圈，全所人员就到齐了。全所共分3个学科组，地理组、测量组和地图组。测量组和地图组组长都是方俊先生，地理组副组长是陈述彭先生。我在陈述彭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进入地理研究所后我先学习写字，在王吉波、徐琦先生指导下学习绘制地图。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地图上的注记字体例如宋体、等线体，仿宋体都是手工写上去的，这是学习绘图的基本功。在引进日本照相植字机以前，我国绘制地图都是手工写作的，1958年左右上海劳动仪表厂仿制了日本的照相植字机，从此国内很多测绘单位都有了照相植字机，摆脱了国内绘制地图时手工写字的状态。在王吉波、徐琦两位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不到两年时间我们已能清绘地理插图了。 

　　1952年我们一批共十余人被转业到南京办事处各所，正值全国刚刚完成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那时人与人之间显得和蔼、团结和一股奋发向上的气象。我们为能进入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单位而兴奋不已，这些国家一流的科学家和专家们对我们的到来也感到新鲜，据很多老员工告诉我们，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等级很严，有的门有的路只有科学家能走，一般员工不能通行。而我们这些穿军装的年轻人，能直接进入办公楼和办公室，每人都有办公桌椅真是一件新鲜事物。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们都称我们为“小同志”，我们也感到很亲切，因为我们年龄小（相当于他们的子女）、知识少、文化低，生活经验少，工作经验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称我们小同志也感到很高兴。我们工作热情很高，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前我们几乎都在办公室学习和工作，希望早日能在他们的指导下投入工作。 

　　老一辈科学家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身难忘，陈述彭先生经常在星期天休息时间给我们讲课，讲读书方法，如何边干边学以及地图学、制图、测绘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历史，同时还送我们去南京师范学院旁听陆漱芬先生测量与地图课，去南京大学地理系旁听任美锷先生的自然地理。除专业以外这些老科学家对我们也很关心，记得有一次徐近之先生轻轻走进我的办公室，纠正我的坐姿（我把椅子撬起来坐着）叫我坐正，把椅子放平，否则会影响脊椎。赵松乔先生叫我注意身体，注意营养，有困难可找他。王吉波先生请我们到他家过年，人事组郑琼同志还经常帮助我申请福利费。这一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记忆犹新，感激不已。对我一生的生活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从见习员，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到晋升研究员，在南京地理所的六年是我一生的关键，影响着我一生的成长，终身难忘。 

　　南京地理研究所所在的地方称九华山50号，南、西两边均为军事单位，北面是九华山，环境十分安静，幽雅，园子非常广阔美丽。宽广的办公区里只有两幢办公楼，一幢是二层小楼，是南京地理所的主楼，另一幢是四层办公楼，据说是前中央研究院的物理所，一、二两层为地理所的复照室，测量组及仪器室，其他均为南京植物园的办公室。与四层楼相连的北面有一座两层的配楼，那是南京地理所的地图库。两幢办公楼周围有大批的绿地和几个池塘，池塘到夏天荷花盛开，非常美丽，道路两边均有梧桐树和其他花草。园子西边为居民区，有一幢二层的居住楼，楼上为集体宿舍，楼下为家属宿舍，另有八幢二层的别墅式楼房，这是科学家和专家们的宿舍。后来又建了一幢家属楼和二层的集体宿舍和一个大食堂，约在1958年初又建立了土壤研究所的办公大楼。九华山50号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我从1952年6月到1958年12月就生活、工作在这里。 

　　有一年（可能是1956或1957年，记不清了）的一个星期六，党支部书记李为祥同志通知我星期日不要外出，有重要任务。到了星期日上午告诉我朱德总司令要来视察地图库，叫我把一楼地图库大铁门打开，约10时在李为祥、陈述彭先生引领下，朱总司令等一行视察了地图库，陈述彭先生介绍说：“这是国内目前最完整的地图库，包括国民党陆地测量局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形图都很完整的保存着，还有日本侵略者测绘的地图也保存完好。”朱德总司令指示：“要妥然保存好这批珍贵的地图，要将木质图柜全部改为铁皮柜，加强保密措施。”陈述彭先生又介绍国家大地图集的设计方案，朱总司令表示支持：“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大地图集”。视察后，南京办事处很快拨专款购置了铁皮柜，更换了全部的地图柜，并将二层的进出门也改为防盗式大铁门。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大事。 

　　南京地理所的地图库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最完整、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地图库，在当时，总参测绘局，国家测绘局也没有那么完整的全国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形图，各部委更没有了，所以每年总参及各兵种及水利、地质部门经常来信来人，要求复制地图，南京地理所每年都要供应大量的复制地图给军事和建设部门。 

　　1957年到1958年年底，所里委托我管理清绘组、复照（包括照相植字机）和图库，这3个部门从地图组独立出来，主要是保证地图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而清绘、复照和图库是面向全所甚至全国的生产性服务。当时复照室全部采用湿版照相，版材为玻璃，每次都要根据当天的工作量制作感光版。照相机是上海产的大型对开照相机，复照的工作量很大，经常还要冲洗已用过的玻璃板来制作新的感光版，这些都是在郜福祥先生指导下由张万金、徐玉铭两位技师完成的。照相排字机起初由刘贞利同志使用，技术很好，速度和质量都能保证。后来在刘贞利同志的指导下又培养了季鸣球同志。清绘组有7人（蒋景疃 、范德成、周煕成、王鼎臣、谢芳峰、腾俊和我），主要负责所内各部门地理插图的绘制，任务很多，经常加班加点。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也引进了一些技术革新，例如自制感光版保存法，玻璃纸符号法，改进绘图仪器，自制植字母版（日本植字机中有的汉字没有，有的写法不一样，所以这部分要自己制作母版），为此南京办事处选我代表各所参加江苏省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 

　　二、参加黄河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编制工作 

　　黄河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编制任务是1953年南京地理所接到水利部的任务，供黄河流域的规划和建设之用。在此前黄河流域没有完整的地图，只有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图及各省水利部门自测自编的各种比例尺的地图，要根治黄河没有完整的地图是不行的。南京地理所接到这一任务后，立即动员并要求地图组全体投入这一光荣的任务，那时能接到一项国家交办的任务，群情振奋，感到非常光荣，个个干劲十足，水利部也从天津华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派来两位工程师到本所一起工作。 

　　由于编制黄河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资料比例尺及投影不统一，所以编制过程中，专家们想了各种办法。对于编制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陈述彭、陆漱芬、郑威、谢维翰、王吉波、徐琦等各位专家都畅所欲言，大家共同讨论技术方法及措施，例如从一万分之一，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取舍地物和居民点，为了保证每人的符号都能在缩小到二十万分之一比例尺时能显示出来，居民点采用统一尺寸的图章，线条符号采用自制的玻璃管做成符号笔，保证线条粗细一样，对大比例尺地图上的取舍采用透明纸蒙在资料图上的方法进行取舍编辑，若采取照相晒图方法那工作量太大，浪费也太大。透明纸虽因纸伸缩会造成误差，但对缩小成二十万分之一的成图这点误差可忽略不计，但还是采取完成一张立即照相缩小，尽量减少因纸张伸缩造成的误差。对于西部地区特别是青海一带，不仅没有大比例尺地图资料，即使有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其投影和地形都误差很大，经专家们讨论采用投影纠正法，将图料照成照片通过投影仪将图形投影在平板仪上，平板仪上放置应该纠正到正确的几何图形，因为平板仪可以作各种方位的倾斜，来达到纠正图形和投影的误差，当调整好平板仪的角度后即用照相纸感光，冲洗后即完成了这张地图的纠正工作。而这批感光纸是解放前地理所留下的，保质期已过，结果试验后效果良好。不花一分钱既是废物利用又节省了开支，解决了地形图编制中的一个特殊的技术问题。 

　　新编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投影是由谢维翰先生根据苏联的高斯投影计算编绘的，将这一中比例尺地图投影展绘在裱糊在锌板上的地图纸上，将照相缩小后地图资料按经纬度和分幅用桃胶粘贴在图版上，即完成了新编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草图。地形图的正式清绘工作由水利部华北水利勘测设计院完成。 

　　解放后，黄河流域的各省区行政区划、交通线，甚至地名，县、区、乡、镇的名称可能都会有变化，所以领导上派我和范明华去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民政厅、交通厅、水利厅搜集相关的资料。首先我们到达北京中科院办公厅，开列前往搜集资料各单位的介绍信，在北京的煤炭部、林业部、水利部、交通部、铁道部、民政部都去搜集了资料和地图，并由他们邮寄南京地理所，因为资料和地图复制需要时间，我们不能久等，其二很多资料都是保密的，不能随身携带。离开北京后又去兰州和西宁，各省的图料主要是民政厅（有关行政区划及地名等资料）、水利厅（主要是水利图及水库等资料）、交通厅（交通路线图、站点位置及名称）。 我印象中当时兰州到西宁没有铁路，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去西宁的，长途车上藏民都带刀，藏族妇女的辫子上镶着银元，据说银元越多越富有。同车出差去西宁的同志问我们：“带枪没有”，我们说：“没有”，他们说：“西宁治安不好，晚上别出去”。到西宁后觉得公共汽车很少，路面多为碎石路，比不上兰州的方便和繁荣。后来又从兰州乘火车到成都，到四川省的民政厅、水利厅和交通厅搜集了相关的资料和地图，成都比兰州又繁荣不少，而且物价很便宜，一餐二角钱就够了。这些地图和资料对新编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的补充和更正更新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搞清楚黄河下游的最后两条支流的情况及搜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各省的相关资料，南京地理所领导拨了一些经费，去山西的沁水和河南的伊洛河实地观察。陈述彭先生组织了两个观察小组，第一小组陈述彭、吕人伟、滕俊搜集山西省地图资料及观察沁水流域情况；第二小组郑威、方永、胡贤洪搜集河北、山东、河南各省资料，同时观察伊洛河流域的水文及水土流失情况。在洛阳水利局，我们抄录了伊洛河流域的水文和雨量资料以及一些实测的局部大比例尺地图。我们三人从洛阳出发先观察伊洛河的下游，在洛阳雇了一辆架子车（二轮人力车）装行李，徒步从洛阳到白马寺又到偃师的洛河和伊河的交汇处，两边都是黄土台地，河水浑浊。又徒步到巩县的伊洛河入黄处，两边是黄土堆积的邙山，由于我们考察的时间是冬季，所以水位很低，河水夹带着黄土直入黄河。然后回到洛阳渡过洛河去龙门，从那里开始考察伊河。龙门本来是名胜古迹所在地，龙门石窟名誉天下，可是当时的龙门小煤窑的开采搞得龙门镇一片乌黑，路上尽是很厚的煤灰，空气中煤灰含量很高，石佛及石刻碑文到处都是煤灰。而且治安很不好，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都带枪在区政府住宿，为了安全起见，区政府领导叫我们不要住旅馆就住在区政府内。离开龙门后顺着伊洛河徒步沿河考察。过了伊川以后，有两个民兵追上了我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有无介绍信，首先他们对我们身上背的水壶、罗盘、照相机等发生了怀疑，以为我们是“美蒋空降特务”，经我们解释并看了我们的介绍信才算消除了误会。我们继续徒步沿着伊河向嵩县进发，逐渐进入山区，拖行李的架子车不能走了，只有雇毛驴行进，到嵩县后我们翻过伊河和洛河的分水岭去考察洛河的情况。到达山上后，我们住在一户农民的窑洞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窑洞，洞很宽阔，但是晚上睡不好，总觉得在黄土山里挖一洞是否结实，会不会塌下来。由于走了一天山路很累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翻过分水岭到达洛宁县，开始沿洛河考察洛河的上游。洛宁县城很小，只有一条街道，全为土路，相当于江南的一个小集镇，从洛宁往西很快进入山区，我们租马匹骑马上山，也很不舒服，上坡人往前冲，下山人往后仰，一天下来也腿疼腰酸，有时下马步行，调剂一下体力。有一天早上为了赶路起得很早，没有吃早饭就出发了，沿着河谷往卢氏县城进发，走到上午九时居然没有遇到一个村庄，肚子实在饿了。后来遇到一个在山坡上干活的农民，我们问他“生产队长的家在哪里？”他说“我就是队长，你们有什么事？”我们说：“还没有吃早饭，想找地方吃饭。”他说跟我走吧！我们3人跟他走了一段路，在他家吃了一大碗早餐，肚子饿了吃什么都香，起初吃得快也没有仔细看碗里是什么，吃了一半以后才发现是白薯叶子煮的汤，也有少量的白薯块，吃完我们每人按二角钱付款并致谢意。我们算早餐，当地农民可能是午餐了，周围种不了什么庄稼，农民的生活很艰苦呀！傍晚到达卢氏县城，县政府在一座庙里，很简朴。县长和我们共进晚餐、没有桌子和椅子，每人端一碗菜两个馒头蹲在地上一起吃饭，那时的领导和政风非常纯朴和真情，一切都是实事求是，但工作效率都很高，离开卢氏县到达灵宝。当地的羊杂泡馍是最好的饭菜了，我们一天三餐都吃羊杂泡馍。由于已是12月初，天气冷了，所带衣服不够暖了，在当地买了一件“羊毛”背心穿上，有人告诉我们这不是羊毛是兔毛，结果天天掉一身毛，不能穿了。一个多月的考察长了知识，学习了生活也完成了伊洛河的考察，后来由郑威先生执笔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伊洛双子河”的考察报告。 

　　历时两年完成了二十万分之一的黄河流域地形图的编制，供各建设部门使用。该项目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二等奖。 

　　三、参加四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的编制 

　　解放后为适应全国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编制一张全新的中国地图，1956年正好是学习苏联的高潮，所以结合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陈述彭先生的领导下，开始编制全新的中国地势图。首先由陈述彭先生写编辑指示，以省区为单位对各项地理特征、交通、重要名胜、行政区划特点等作详细描述，例如主要山脉及走向、主要山峰及地势特点、湖泊分布、水系特征、居民点分级等等都作出具体指示。地形表示不是以等高线的简单缩小，而是以山脉走向、山体特征以及能反映断层、陡崖等的特征表示方法，不仅是一张地形图，而且是由很强的地理概念的地势图，使读者耳目一新，可在图上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根据陈述彭先生的编辑指示，然后每人执行1个省区或2个省区的编制作业，以百万分之一地形图为编图资料，对各要素进行取舍和补充，完成编制作业后再由陈述彭先生进行仔细的审核和修改，确保每人的编制艺术、图形能统一，风格能一致，图面容量符合该区的地势特点和经济发达的面貌，批准后照相缩小为四百万分之一的草图。地图投影的计算和展绘由谢维翰先生完成，行政区划的订正由王吉波先生完成，正式清绘出版图由黄剑书先生完成，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正式印刷。具体参加编制工作的由郑威、吕人伟、邹治遂、施曼丽、林康太、滕俊、胡贤洪、潘惠卿。 

　　此图出版后，得到各单位的好评，中央各部委、长江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各省、各大学都纷纷来函索取。那时候都凭介绍信办事，而且免费发送，分文不收。 

　　四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势图的编制项目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三等奖。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