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顶着小塔的九华山南麓，在小桥流水式的庭院里,我开始与位于那里的地理研究所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50年代初，我作为她的正式工作人员,只有短暂的4年，可是她给予我的锻炼与培养，却是我一生中最具实效的、也是我以后成长的基础。 

　　当我进入地理研究所的时候,虽然我已具有大学毕业和美国硕士学位的学历,可是我的业务能力只能从零点开始，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研究工作。我获得硕士学位，不过是在美国图书资料齐全，搜集咨询方便的条件下,做了有关资料重新组织，添加一些去繁就简的图形表现方法，算是通过了论文。 

　　我在地理所工作4年是从整理堆了半屋子的地图开始的。我必须先把所有的地图熟悉一遍，研究地图的分类和编码，设计存放地图的图柜，建立地图档案，研究供用图与查考的索引，建立地图出借和归还的手续和制度等。谁都知道地图比书籍更难管理，因为形式上大小不一，有由几百、几千幅地图组成一个个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有几大张道林纸拼的或只在一张小纸上的散页；其成图的形式，有的是彩色印刷的，有的是蓝晒的，有的是长条的路线，凡此等等，它们难于就地域和内容划分明确的分类界线。取出和放回地图的出纳工作比书籍困难得多，为此必须设法给借图者提供每幅或每套地图的详细信息，以减少调换地图资料中的出纳工作。此外，管理地图比管理书籍责任更重，因为多数地图是保密的，绝不容许发生遗失事件。通过建立图库的一整套具体工作，使我受益不小。我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地图，因而具有比较全面的地图知识；我掌握了建国前我国实测地图的不同情况和地域分布，从而获知当时我国在测制地图方面被帝国主义割据的局面；通过这方面的工作，也使我对地图加深了感情，感情来自了解之中。 

　　我参加过黄河二十万分之一的部分编图工作，从中我掌握了高斯—格吕克投影表中各项数值的应用方法；我具体见到了编图的整个操作过程，从而理会了苏联重视制图综合的研究对提高地形图质量的意义和价值；我见到建立复照室和复照室工作的全过程。这些书本上见不到的知识和从学校里得不到的能力，使我对地图科学领域里的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在头脑里搭成了一个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就能把以后读到的文章，见到的资料等，有选择的装进这框架的相应格子之中。当时我还不知道计算机和信息库，我只感到这个框架能成为今后逐步充实和不断发展的基础。而且有了这个框架，在接收新知识的时候，就能确切地判断它们在本学科的地位和价值，或者能外延而把它们连接到已有的框架上；这样地吸收知识能够食而化，化作自己的认识水平。 

　　解放以前，亲朋好友都喊我“李太太”，这比我母亲或祖母的名字“陆王氏”或“陆任氏”还少了我原来的姓。出类拔萃的女科学家只是凤毛麟角，这既是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但也有我自己胸无大志的内因。我到地理研究所的时候，当然是一个不称职的科研人员，可是从零开始也有好处，因为我不需要破旧而立新，我没有旧的可破，只需要立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意识到要提腿向前迈进，对我来说，需要掌握俄文和补上在旧学制中我没有修习过的高等数学，于是我边工作边进修，这两门工具课程就是在这4年之中完成了我的预定目标的。 

　　作为科研单位里的研究人员，需要具备非凡的献身精神，因为他们即要奉行一般行政人员的上下班制度，又往往需要象教师那样的  夜间工作。当时我家住鼓楼，每天清晨顶着刺眼的阳光骑车上班，傍晚下班时，太阳也掉转了方向，依然以刺眼的光芒望着我走进家门。寒冬腊月又是一番滋味；清晨的露，黄昏的夜幕。每天结束了这天上下班的办公室工作以后，科研工作者最珍贵的是夜深人静的高效率时光，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是3个单元——上午、下午和晚间，他们耗费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比机关人员多一个单元；他们的机体能接触到的阳光比学校教师还少。由于我缺少这种非凡的献身精神，就在原来的地理研究所准备迁往北京的时候，我申请调到学校，以后就一直在学校的环境里工作了。 

　　当时的地理研究所是现在北京地理研究所的前身，也是现在的南京地理和湖泊研究所的始祖。她当时云集了我国地理界的不少精英；她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料，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地理所一贯重视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培养青年和提高科研人员的工作能力。她如此的朴实、谦逊，脚踏实地的科研精神蔚然成风。我在地理研究所只短短的4年，她却是我成长中的摇篮，也是我专业生命的母亲，我的科研工作能力是在她那里生根发芽的。自从我有了羽毛，长了翅膀，离开她以后，她以更加富有和更加强壮的胸怀，继续不断地给我温暖和营养，我庆幸自己能工作在她身旁，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一直帮助着我的成长。 

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