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接管的原中国地理研究所的基础上，筹建地理研究所，历经三年，到1953年初正式建所。从我1950年8月进所到1952年9月离开南京这两年多点时间，正处于地理所的筹建时期，有些事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一、报到前后 

　　1950年夏，新中国建立后首次对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就业；6、7月间，清华大学校方为应届毕业生进行了组织与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我们和北京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一起，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动员报告以及一些部门领导同志（包括郭沫若、钱俊瑞、肖华等）的讲话，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认识。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仍住在校园里等待分配消息。大约是在8月初的一天，大饭厅内的墙壁上张贴了一张大榜，上面书写了几百名毕业生的姓名和分配的单位，我和同班的祁延年都是分到中国科学院。我十分高兴，工作合乎志愿，看来有可能去地理研究所了。因为早在1950年初，就听王成组教授说过，中国科学院已着手筹建地理研究所，而这个所的基础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建立、胜利后迁往南京的中国地理研究所。 

　　8月11日，我和祁延年进城到文津街中国科学院报到。办公厅接待的同志说，竺可桢副院长是地理所筹备负责人，看能否接见。不一会，我们就被引进他的办公室，竺老示意让我们坐下，简要而亲切地询问我二人情况后，就说你们可在办完各种手续、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后，去南京报到，所里工作是由周立三先生负责，所务秘书是施雅风同志。他当即要办公厅的同志给我们办理了院部给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的介绍信。 

　　大概是8月14日，我和祁延年登上开往南京的火车，心情无比兴奋，一路闲聊。到了晚上，忽见从别的车厢走过来一位高个子带眼镜的青年，像是找人样子，到了我们面前就停了下来，试探性地询问可是清华同学前往南京地理所的，在得到肯定回答后，他自称名叫汪安球，也是分配到地理所的，并且说是前一天刚从院部知道我们的行程后，就赶紧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以便搭伴同行。三人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得知彼此都是青年团员，我们为成为同事和同志而高兴。 

　　火车本来应在次日下午到南京，但一路晚点，到浦口天色已晚。听列车员和乘客说，火车轮渡过江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下关车站；我们就依照他们的建议，改乘客轮过江。上岸后公共交通已停，只好雇了一辆马车，赶到鸡鸣寺的科学院南京办事处时都快12点了，传达室说你们还是直接去九华山吧。到了那里，叫开了大门，工友老卞把我们领进了地理所小楼，然后到宿舍区找来一位中年干部接待，我们对深更半夜打扰他表示歉意，并一一自报姓名，他介绍自己就是施雅风。我们一听又高兴又感动，连忙把介绍信掏了出来。他见我们十分狼狈，只有随身小包，就和老卞回宿舍取来枕席、薄被以及开水、水果等，让我们后半夜先在办公室休息。由于旅途劳顿，三个人顾不得天气炎热，蚊子叮咬，在地板上睡了几个小时直到天大亮。起来后，我们到街上吃了饭以后去下关车站取托运的行李，由所里安排住进单身宿舍楼。而后又外出办理了行政与团组织转关系等手续，在南京的生活就此开始。 

　　二、工作与学习 

　　听说解放初所里只有不到十位员工，1950年初由科学院接管后，有的老同事从外地回来，同时陆续有一些新人进所，我们到所时已有20多人，所内分为普通地理、制图、大地测量三个组。我们三个人上班后，施雅风同志领我们先后同各位同事一一见面，并把我们分到普通地理组。在最初与同事的接触中得到的印象是：研究员周立三先生既统揽全所工作，又具体指导地理组业务，讲话娓娓动听，平易近人，关心晚辈；他说地理所刚刚筹建，大家都要分担一些具体事务，就叫我们三人先帮助曹婉如（图书室临时负责人）制作图书卡片。另一位研究员徐近之先生知识渊博，熟悉中外文献，学究气明显，是图书室的常客和业务指导。副研吴传钧和赵松乔先生分别是留学英美的博士，博学健谈，精明干练；还有一位副研楼桐茂先生曾留学澳大利亚，表现谦逊朴实，不善言辞。助研之中，孙承烈是我和祁延年的清华老学长，抗战前入学而毕业于西南联大；高泳源虽然当时已30多岁，却是一位青年团员老大哥，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他和孙承烈都给我们勤恳忠厚、乐于助人的印象；施雅风同志是所内唯一的中共党员，解放前就加入地下党，在所里兼顾业务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任务繁重，在我们心目中是位可以充分依靠的“指导员”。 

　　9月初，竺可桢副院长来到南京，主持召开地理所第二次筹委会。会上竺老提出了办所方针、制定了工作计划，会后落实到人。这时，新分来的大学生已有四人，所领导根据需要和个人专业志愿，将郑威分到由曾世英和陈述彭先生负责的制图组；汪安球侧重土壤地理，请当时在地质调查所的马溶之先生指导；祁延年志愿搞地貌，安排由徐近之先生指导；9月26日徐近之带队的黄泛区调查工作开始，汪、祁二人就随队出发了。我表示专业志愿是经济地理，尤其对工业地理感兴趣，周先生说以后请黄秉维先生指导我学习，暂时先跟吴传钧先生搞南京土地利用的调查。于是从9月13日到10月，就随着他和高泳源等作郊区的野外填图工作，先后跑了雨花台、紫金山、秦淮河、八卦洲等地方。由于在1949年清华的暑假实习中，我曾做过北京城区的土地利用填图，因而能较快接受吴、高两位的指导，听说吴先生早年在英国就专攻土地利用问题，更加敬佩。张荣祖是当年第五位分配来所的大学生，9月下半月到所，他表示对生物地理有兴趣，所领导安排他跟植物所的裴鉴先生学习。 

　　到了11月光景，吴先生负责的南京土地利用图编制进入收尾阶段，我插不上手，就按照黄秉维先生此前的要求，自学一些中外经济地理文献，而黄先生因所在机构有变动，一时也无法考虑我到他那里学习的问题。这时，施雅风同志得知南京市委要在冬季开展郊区土地改革运动，并号召机关、学校选派干部和师生参加，就建议我报名。我想到自己过去缺少革命锻炼，这确实是一个提高政治觉悟的机会，就报名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经过数周集中的政策学习，于1951年初下乡，被分配到东郊的一个村子，住在乡办公室。几个月内，我和村民及当地干部一起，历经宣讲政策、划阶级成分、控诉旧社会、建立农民协会、分配土地、检查验收等阶段，受到了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到了4月下旬土改收尾阶段，我得知黄先生已能安排我前往学习，就于5月初到了上海。 

　　黄秉维先生解放前在前资源委员会任职，南京解放后先是在市属机关工作，后调到位于上海的华东工业部，任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继而随着机构的调整转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基本建设处副处长。该处成员大部分来自原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不少是学地理出身的，如杨利普、程潞、宋铭奎、黄秉成等。到上海后，黄先生就把我安排在处内，学习委内有关文件资料，了解华东经济情况。但他们正忙于工业普查资料的整理分析工作，我不便介入，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学习而占用黄先生宝贵的时间；有空时常和各位同事谈谈地理工作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我应该怎样学习的问题。 

　　到了6月份，黄先生和我说，华东地区准备新建一座造纸厂，需要进行厂址选择，问我愿参加调研否，我当然愿意。他说，造纸工业的布局要考虑原料、燃料、辅料、水源、运输、消费地等多种因素，要做好业务准备。于是我在突击自学了造纸技术知识之后，参加了由两位中年工程师带队、包括我和某造纸厂的几位实习生的工作组，于7、8月前往安徽、山东、江苏等有关地区调查造纸原料地、煤矿区、辅料来源、备选建厂地点及其运输、供水、建筑条件等。根据各方初步意见，踏勘和初选了淮南与镇江两处厂址。在调查组内，我分工考虑造纸原材料来源和厂址条件问题，曾专程到安徽六安地区调查大麻的生产，到山东淄博和掖县调查煤矿和菱镁矿；为了搞清镇江厂址的地形与工程地质条件，我还特地邀请沈玉昌先生到现场勘察，提出意见。最后经集体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提出淮南（以大麻为原料）和镇江（以芦苇为原料）两个建厂方案，并倾向于淮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的工业地理研究工作，9月回到上海，向黄先生汇报后得到肯定；若干年后我了解到，有关方面已按计划建成了淮南造纸厂。 

　　1951年深秋，接到所里通知，要我回去参加全所性的政治学习，这就中止了我在上海为时半年的实习研究。 

　　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 

　　解放初年，由于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多次政治运动。先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 1951—1952年则是忠诚老实学习、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我从上海回所就是参加由院布置下来的忠诚老实学习。这一学习的目的是让每一职工以忠实的态度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以利于党组织对职工的信任使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学习采取和风细雨、自觉交待的方式，打消了各种思想顾虑。周立三先生和施雅风同志带头在会上坦率陈述，给大家树立了榜样。整个学习在所内进行的比较顺利。 

　　1952年春，全国掀起三反五反运动，科学院虽非重点单位，也全面开展起来。所内仍由施雅风同志领导，他为了发挥团员的助手作用，要我、汪安球、祁延年分别承担宣传、组织等工作，我负责办黑板报。尽管运动中出现过个别偏激做法，大体还是按上级要求达到了思想教育目标。 

　　紧接着在1952年7月，全国又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高校和科学院等单位成为重点。科学院由院长、副院长带头学习文件和做自我检查，而且不少人检查不止一次，相互之间开展批评帮助。地理所内开展的也很活跃，当然，因各人情况不同，认识存在差别，自我检查的深度不一，难免在会上有批评过火问题，使有的同事产生了不愉快的心情。好在大多数同志心胸比较开阔，能正确对待，并未出现严重的后遗症，整个学习运动应该说是收到了积极效果。 

　　自从进所之后，我作为一名青年团员，努力学习，积极工作，逐步提高了政治觉悟，两年来科学院宁区党支部、特别是施雅风同志给了我许多思想上、组织上的帮助；我在1952年初表达了申请入党的愿望。9月中，我光荣地被科学院宁区党支部通过吸收入党。 

　　1952年9月底，所领导调我到北京参与即将开展的中华地理志编辑工作，同时一度担任竺可桢办公室秘书；这样，我在南京两年的经历就此结束，成为长期以来难以忘怀的记忆。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