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喜逢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前身是中国地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建所70周年。在这大喜临门的时刻，作为一名曾在该所工作过的科技老兵，回顾这段历史，往日那些重大科学事件及老一代科学家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风貌和建立的丰功纬绩，有如过电影一般呈现眼前，令人激动不已，感慨万端。 

　　1956年9月，我与邢嘉明、黄金森、毛树珍等7位同窗学友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按通知要求，我们前往与北大仅有一路之隔的中关村报到，始知地理所当时尚在南京，而在中关村中科院动物所科研大楼办公的地理所，对外挂的牌子是“中科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和“中华地理志编辑部”。当年分配到地理所的大学毕业生还有来自南京大学的郑本兴、陈治平、唐邦兴、佘之祥、沈道齐、吴关琦、郭来喜等，兰州大学的杜炳鑫，西北大学的刘昌明、陈永宗、刘琼招、邹治遂、施曼丽等，中山大学的叶青超、何悦强等，共有40多位，创该所历年之最。我们这批青年人，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受到所领导和职工的欢迎。著名地理学家黄秉维所长、郭敬辉副所长和罗开富、沈玉昌、施雅风先生等，都亲自参与迎新活动，热情介绍新中国经济建设与地理学的关系，展望地理所发展的宏伟前景，对我们的到来充满期待，寄以厚望。特别是黄秉维所长还在百忙中约见我们，征询意见和要求。在与黄所长交谈中，我表示了意欲从事地貌研究的想法，并汇报了我在北大学习时，曾于1954年在王乃樑教授指导下参加过地理所组织的黄土地貌考察工作，愿意继续此项研究，黄所长欣然应允。当时地理所地貌研究分为两大方面：沈玉昌、施雅风先生领导的地貌区划组，在北京办公；楼桐茂、罗来兴先生领导的黄土地貌组在南京办公，我于1956年冬前往南京。地理所与土壤研究所为邻，座落在玄武湖畔，背依九华山，大院内绿树成荫，池塘棋布，生态环境优越，是难得的科研宝地。从此，在楼桐茂、罗来兴先生指导下，开始了我的科研生涯。 

　　此时，我国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经济建设成为推动地理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治理黄河是当时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黄土地貌组全力投入中科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工作（该队由中科院组织领导，地理所黄秉维、土壤所马溶之、植物所林榕三位所长先后担任队长，有院内外二十多个单位和学科，近400人参加），楼先生是考察队综合组负责人，并主持水土保持规划组工作。中科院地质所刘东生先生与地理所罗来兴先生主持地质地貌组工作。在他们的领导和指导下，野外考察、专业填图、内业资料整理都非常出色，并及时翔实地为考察队综合组、规划组服务，因全组团结协作好，“一盘棋思想”突出，被授予先进集体称号。楼桐茂先生以其工作认真、学风严谨和生活艰苦朴素，为全队所传颂；刘东生、罗来兴先生则以黄土第四纪地质和黄土地貌研究富有创新性，受到国家嘉奖。三位先生的敬业精神，为我们年轻人（第四纪地质方面有王廷梅、朱海之、文启忠等，黄土地貌方面有祁延年、朱震达、王志超、陈永宗和杜榕桓等）树立了楷模。其间，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对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察。楼先生率领我和吴功成、翁世良、余正庭、李长甫等参加黄河队汾河分队考察。当时既无野外专用汽车，也未乘火车，而是徒步考察了全流域，从汾河源头直达入黄河的河津县，并考察了涑水河流域及其与汾河之变迁袭夺过程，完成了汾河流域地貌分类分区填图及河流纵剖面图和6个河谷横剖面图。在行程二千多公里、历时三个多月的野外考察工作中，楼先生和我们一样，身背沉重的野外考察背包、自用仪器、资料和图件等，沿途进行详尽的观察和记录，并对我们言传身教，现场讲授。他有深厚扎实的地质学功底和博学兼长的综合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地质地貌表征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我以莫大启迪，受益终生。中科院黄河队是一个大型综合性考察队，学科齐全，专家云集，经常召开工作会商会和学术讨论会，为我们青年人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3年多的科学实践，在众多前辈科学家的关爱指导下，使我在科学基本功的磨炼上、治学理念上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和联合攻关方面都有很大收获，为后来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黄土地貌组，还有两位令我敬佩的学长和师兄，就是祁延年先生和朱震达先生。他们当时已是黄土地貌组的后起之秀，成为楼、罗二位先生的得力助手，在工作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野外期间，祁延年带领我和文启忠等参加了黄河队中苏专家队，协助苏联地貌与第四纪地质专家A.C.凯司教授进行黄土成因与沉积环境研究。在考察与总结过程中，祁先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从中获益良多。在其后的岁月里，延年先生又开辟了中国南方山地利用与水土保持综合考察，江苏省农业地理条件研究，创造性开拓了地貌学与沉积学相结合的油田微相沉积研究新领域，为我国油田勘探开发以及地貌学、沉积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工作需要，朱震达先生赴苏联学习，先从师阿尔曼德教授进行黄土侵蚀地貌研究，嗣后又在费道罗维奇教授指导下从事风沙地貌研究，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黄土计量地貌和小流域地貌要素成图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1958年参加中科院治沙队主持风沙地貌专题研究以来，呕心沥血50年，在风沙地貌、沙漠与沙漠化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做出了杰出贡献，成为中国沙漠科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和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的奠基人。可惜，祁、朱二位先生为科学事业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地理所痛失了两位栋梁之才！ 

　　1958年，在中科院地理科学研究发展历史上，是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中科院对院属地理科学研究领域和学科体系进行了具有战略性的重大调整：决定将原在南京办公的地理研究所迁往北京；副所长周立三及留在南京的祁延年等部分职工，成立南京地理所（今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由方俊先生带领大地测量组许厚泽等部分职工迁往武汉，成立中科院测量与地球物理所；由施雅风先生带领高山地貌组的郑本兴、王宗太、任炳辉等迁往兰州，成立中科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考察队（队长刘允中，副队长施雅风等）；同年11月，由楼桐茂先生带领王志超和杜榕桓等迁往兰州，成立中科院兰州地理研究室，开辟了沙漠戈壁地貌研究领域，成为中科院治沙队第一批成员单位，楼桐茂先生任治沙队领导成员，并主持巴丹吉林沙漠考察工作，杜榕桓参加河西走廊戈壁考察队和民勤沙漠综合试验站的工作。 

　　此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再次进行人员精简，机构调整，于1960年将高山冰雪队与兰州地理室合并，成立了由施雅风先生领导的冰川冻土积雪研究所（筹委会）。在施雅风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成立了冻土学科组（周幼吾任组长、杜榕桓任副组长），在中科院率先开拓了青藏高原冻土研究。为配合青藏铁路兴建，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成青藏高原冻土考察队，由周幼吾和杜榕桓率队，主要参加人员有童伯良、袁越方、张家懿和兰州大学的牟昀智等，沿青藏公路开展了格尔木至拉萨的高原冻土综合考察，查明自昆仑山西大滩至藏北那曲间的600多公里范围内发育有连续分布的多年冻土层，厚达十几米至一百多米，并对冻土的形成、结构特征、冻土冰缘现象、冻土发展演变等及其对铁路工程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于当年冬提交了第一份冻土考察报告，这是我国青藏高原冻土考察研究的处女作，填补了冻土学研究的地区空白和学科空白，为建立和发展高原冻土科学起到了开创和奠基作用。1961年，冰川冻土所又和新成立的铁道部高原铁路科研所及一些高等院校共同组织规模更大（约60人）、专业更多的冻土队，由周幼吾、杜榕桓及高原铁科所的宋锐共同领导。队上主要业务骨干有冰川冻土所的郭东信、孙兴柏、刘正中等；兰州大学的谢自楚，长春地理所的王春鹤，兰州铁道学院的王金海、郭建标，唐山铁道学院的刘祥海等。在1960年工作的基础上，这一年又在风火山、昆仑山垭口——西大滩等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定点详查和观测试验工作，最后全队集中在格尔木进行总结，大家通力合作，提交出18万字的冻土考察报告，因无打印条件，我们只好亲手在蜡纸上刻印并用针线缝制成册。今日阅来，它仍是一本全面系统、资料丰富、翔实可信的首部青藏高原冻土文献。现今，喜看青藏铁路横跨世界屋脊，更感念到这部冻土总结的历史份量和科学意义。 

　　应西藏自治区的要求，国家科委责成冰川冻土所组派专家进藏，预查“冰川爆发”灾害，提出科考方案，探寻解决途径。1963年7～9月，施雅风、杜榕桓专程前往，在杨宗辉（西藏交通厅科研所所长、高工）等陪同下，赴川藏公路波密地区进行预查选题工作，经实地考察与访问座谈，始知西藏地区惯称的“冰川爆发”，实乃泥石流灾变现象。预查发现，该区属念青唐古拉山东延余脉，位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为青藏高原现代冰川最为发育的山区，这里的冰川与西北高山区的大陆性冰川相比，具有水源补给充足、冰川规模大、雪线位置低、冰体温度偏高、冰川积累与消融强烈、冰川运动快速、冰崩雪崩与冰湖溃决频繁等特点，属海洋性冰川，而古代冰川遗迹更为普遍，规模更大。故现代泥石流的形成发展，活动特点，与这里特殊的山地环境和冰川作用息息相关，故此，我们称其为“冰川泥石流”，以此区别于非冰川山区的“暴雨泥石流”。经与西藏自治区商定，并报请国家科委和中科院同意，决定由中科院与西藏自治区联合组建“中科院西藏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队”。任命杜榕桓为队长，杨宗辉为教导员，中科院冰川所的丁元喜、李鸿琏、周博仁为副队长。参加考察的单位和主要成员有：中科院冰川所的王文浚、袁建模、章书成、田云龙、黄以职、陈建明等23人，中科院植物所的应俊生、洪德元，西北大学的钱宗麟，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的陈国祥，交通科研院重庆分院的郭维贤，西藏交通厅科研所、西藏水文总站、西藏测绘大队的杨清源、蒋清贵、文德成等10余人，以及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殷虹、徐风、潘惠根等。 

　　全队由八十多人、11个专业组成，于1964年5月初抵达现场，拉开了我国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研究的序幕。根据科考工作计划，选择川藏公路（然乌至林芝段）沿线和易贡地区为基地，进行冰川泥石流区域综合考察，察明泥石流的地理分布、活动特点和成灾规律，及其对公路、城镇基地和水电设施的危害；选择爆发频繁、危害剧烈的波密县古乡沟（是名闻中外的特大型冰川泥石流沟）为基点，开展多学科的小流域详查与全方位定位观测试验研究，以剖析冰川泥石流的生成环境、形成过程、运动力学特征、泥石流侵蚀—搬运—堆积特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等。据此，为拟定冰川泥石流减灾防灾规划和工程设计方案提供科学技术数据，并为建立和发展泥石流学科理论和内容、方法进行探索，奠定基础。历时3年，出色完成了预定的考察任务，为川藏公路泥石流防治和建设基地安全选址等提供了科学依据。考察队提出了约50万字的总结报告、多项专题报告和古乡冰川泥石流沟桥位设计意见书，大批泥石流观测数据、图件以及在野外现场成功拍摄的彩色科教影片《泥石流》等，这些都是我国第一批有关冰川泥石流综合考察与定位观测研究的真实记录。这一开创性科研成果，受到社会广泛注视，国内二十多家新闻媒体及时作了宣传报告，使之成为引人瞩目的重大科学事件。1964年深秋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来兰州视察工作，施先生偕我向竺老汇报西藏泥石流考察研究工作，我将考察队编制的泥石流系列图件摊放在地毯上，竺老席地而坐，边听、边记、边看图件，并不时提出问题，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结束汇报，竺老非常高兴，并神情关注地说，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对山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有现实意义，也为地理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1965年冬，中科院在京召开地理工作会议，竺老亲自莅会指导，施先生叫我和殷虹摄影师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并把《泥石流》电影样片带到会上试放。我在会上作了西藏冰川泥石流考察工作汇报，放映了《泥石流》样片，受到全场的热烈欢迎，总结会上表彰了泥石流考察成果和《泥石流》影片。在会议期间，施先生与我和殷虹摄影师专程前往李四光副院长家中汇报西藏冰川泥石流工作，并请李老审看了《泥石流》样片。在场的还有地质力学研究所孙殿卿等几十位专家。此项考察研究成果，受到国家科委、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和中科院的多项嘉奖。时任西藏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的张国华书记、阿沛·阿旺晋美主席、周仁山副书记、陈明义司令员等都听取了考察队的工作汇报，对考察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要求西藏自治区科技界认真学习中科院考察队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积极为西藏建设服务的可贵精神。 

　　1978年，国家实施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遵照中科院有关科研体制调整的要求，冰川冻土与沙漠分别建所，将该所泥石流研究室的主要科研骨干调迁成都地理所。从此，我告别了兰州宁卧庄，告别了与我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奋战冰川冻土和泥石流长达20年的伙伴们。 

　　七十年过去了，昔日重庆北碚原地理所旧址，我曾有幸与施雅风先生、孙鸿烈副院长、李吉均先生等同往参观过。施先生指点现场，深情地向我们介绍了当年地理所老前辈们艰苦创业，献身地理科学事业的历史业绩，其景其情，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五十多年过去了，昔日中关村、九华山和宁卧庄的生活情景，黄河队、治沙队、戈壁队、冻土队、泥石流队的科考生涯，一直在我的脑海中隐现。此时此刻，尤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李秉枢、李维祥、黄坚、于强等老所长、老书记、老主任以及黄河队、治沙队的老领导陈道明同志等，这批忠于国家科学事业的党政领导干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尊重知识和人才，爱护科学家，热爱地理学，为科学家热情服务，甘当科研工作的“后勤部长”，成为科技人员的知心朋友，地理所能有今天，地理科学能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他们的领导、关怀和勤恳工作是分不开的，回顾建所历史，他们的功勋是不能忘记的。喜逢所庆70周年，回忆往事，更加怀念昔日的老前辈和老战友，文中提到的老领导、老先生、老师兄师弟，有的已驾鹤西去，离开人世，但他们所创建的科学大业，他们那种科学求实、无私奉献和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

2010年1月19日于成都山地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