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成立于重庆北碚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位于嘉陵江畔，东与复旦大学隔江相望，北邻北温泉，南距重庆90里。抗战期间，北碚集中了全国各类研究机构二十余个，是当时国内研究机构最集中的地方。由于当时众多研究机关和复旦大学的迁入，到北温泉游玩的人亦增多，北碚迅速从一个小村落发展成一个重镇。 

　　中国地理研究所创建于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年代，建所后聚集了一批地理学家，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发展地理学的高度责任感，虽然当时经费困难，工作环境艰苦，生活清贫，但是他们仍然组织了若干地区的地理考察，为振兴中国地理事业发挥了骨干和带头作用，所内学习空气很浓厚。1941年我从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同年有幸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我几十年从事的地理研究和地理教学工作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期间，我亲身感受到地学界前辈、名师的言传身教，获益良多，其中不少是终身受用的。早期的土地利用调查实践，为我日后开展农业地理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进所时正值建所初期，所内人员不多，我被分配到人生地理组工作。当时我刚大学毕业，年轻，有干劲，在认真进行各项地理考察的同时，结合工作实践，积极撰写论文，作出理论和方法的归纳。我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八年，发表了9篇论文，其中有的论文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作用。 

　　记得我到所后，首先参加了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到川北铁路矿区作调查，期间写出“北川铁路矿区区域地理研究”（与杨克毅合作）一文，登载于1942年《中国地理研究所专刊》。上世纪40年代初完成了重庆郊区北碚小区土地利用调查，写出“四川北碚的土地利用”（与刘培桐合作）一文，登载于《地理》1945年第五卷第3、4期合刊。随后我转战新疆，在完成准噶尔盆地从自然到人文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写出“新疆准噶尔盆地之人文”、“新疆准噶尔盆地之自然环境”、“新疆准噶尔盆地之气候”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分别登载于《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其中前两篇调查报告成为了上世纪50年代中苏新疆考察团的主要参考文献。 

　　在新疆、甘肃等地调查考察时，我获悉有关部门有修建甘新铁路的设想，考虑到这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我便主动研究甘新铁路选线。几经艰辛，写出论文“甘新铁路线之地理研究”，登载于《地理》1944年第四卷第1、2期合刊。该论文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兰新铁路正式开工时被铁道部列为重要参考资料，提供具体参考数据。当时该工程的有关技术人员曾与我就线路的坡度、工程难度等问题交换过意见。此后修建完成的兰新铁路的走向基本上和我建议的路线是一致的，我为能以自己的学识为这条铁路的建设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抗战胜利后，配合修建三峡工程的设想，我参加了川东鄂西三峡工程水库区淹没损失经济调查，主要负责土地利用调查工作。我们穿行于川东与鄂西，行程近五千里。考察组写出的《三峡水库区经济调查报告》与上世纪50年代水利部组织的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我写的土地利用调查报告“川东鄂西之土地利用”，登载于《地理》1949年第六卷第4期，是考察组的成果之一，在三峡工程正式上马后仍然有具体的参考价值。 

　　在纪念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建所70周年的日子里，回忆往事，历历在目。虽然1948年我随地理所部分同事迁所广州，离开南京后再未能回地理所工作，但几十年来我与南京所的联系不断，我十分感谢南京所的领导与同仁几十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关心。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祝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欣欣向荣，兴旺发达，为我国地理事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恭祝地理所同仁事业有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20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