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以后，南京市军管会虽然接管了中国地理研究所，但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之下究竟是否要设立一个地理研究所，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后来几经讨论，并征询了一部分地理学家意见之后，至1950年春，始决定设立地理研究所。在这中间，竺可桢是费了不少心血的。如1949年11月17日，他乘到南京公干之便，亲临江苏路的临时所址，会晤周立三同志，了解情况。但由于原中国地理研究所，无论就人员设备和图书等方面来说，基础都异常薄弱，决定先成立地理研究所筹备处，聘请国内一些著名的地理学家组成筹备委员会，由竺可桢任主任委员，黄秉维任副主任委员。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是于1950年6月 17日在北京举行的，决定建立地理、地图和大地测量三个组。 

　　地理研究所自1950年设筹备组，至1953年正式挂牌，先后不过三年，但就党的领导的加强，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以及人员的增加等方面而言，则有待于以1956年为起点，所以在过去的总结中，将1950～1955年定为我所归中科院建制后的创建初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一时期虽如弹指那样倏忽而过，但继往开来，诚有值得追忆的地方。 

　　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正在着手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如何使地理学投身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去，作出应尽的贡献，并且经过锻炼，而使地理学本身也得到改造和提高，这是当时全所研究人员都在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所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方面积极参加到国家业务部门所主办的勘察和调查工作中去；另一方面，针对国家的需要，同时根据自身的现有力量，适当开展一些选题研究，这一双轨制形式就成了这时期工作的特点。 

　　在前一项工作中，率先进行的有铁路选线，前前后后，计有成渝、集（宁）白（城）、天（水）成（都）、包（头）兰（州）和湘黔等线。除天成线属于施工调查以外，其余几线都属选线性质，和地理工作关系紧密。汉江流域调查则是应长江规划办公室的要求而进行的。此外，还参加了本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最早举办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所有这些工作的共同特征是结合生产实践来改造自然和为经济建设服务，如成渝线调查中所提出的建议就获得施工部门的采纳；汉江流域调查就不同于以往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目标明确，跳出了区域地理的圈子，而是倾注全力于流域开发，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且为以后和长办的长期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筹备处正式建立以前，留在所内的三、四位同志即于1950年4月进行了南京郊区土地利用调查，至10月结束，可说是自行选题的开端。此后相继进行的有黄泛区（1950年冬～1951年初）晋陕间黄河峡谷段调查（1951年）和内蒙地区农牧界线的研究，而以1955年秋的甘青毗邻地区农业地理研究为殿军。这些工作，如南京郊区土地利用调查，明了了南京郊区土地利用的当时状况和市郊农业的特点，正是填补了南京市军管会文教部在1949年秋举办的南京市经济调查的缺门。1938年国民党军队在河南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造成历时九年半的黄河泛滥，黄泛区调查对于该次泛滥经过，沉积物分布的规律获得一全面的了解。黄河峡谷段调查属踏勘性质，原是为以后的深入研究黄河而准备的。最后二项工作，相互关联，以后复于1957年冬进行了川滇地区的调查，作为结束。这一农牧界线的研究可说是我国农业地理研究的基本建设，因为它涉及到草原的边界，于草原的今后开发利用，关系密切，所以在国土整治上也具有意义。但这一研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就以那次甘青毗邻地区调查来说，它阵容的坚挺在本所是少有的，全组四人，高级研究人员就占了三人，其余一人亦属助研。当工作结束不久之后，研究成果就正式问世，于调查区域内各种土地，何者宜农，何者宜牧，都一一指正，供有关部门参考。在事隔六、七年以后，所内一位青年研究人员在参加了综考会所主办的甘青考察以后，曾对笔者这样说过，考察途中，他就随身携带了一本《甘青毗邻地区的农业地理》，将书本上所载的实地所见到的随时相对照，见到所有被规定应作牧场使用的土地，无一不被开垦为耕地了，因此引起许多问题，为此，他发了不少感慨，其中自然涉及到地理学的不受人重视。他所谈的，其实就是科学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问题，在我国科学发展过程之中，至今各门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一问题，与其他学科相比，地理学可能更为突出罢了，如何切实地去解决好这一问题，仍有待于广大的地理工作者今后继续不断的努力。 

　　治理黄河，是建国之初国家经济建设中大家所关心的事，因此，为满足各方需要，地图组便以编制1：20万黄河流域图作为工作的起点。在工作过程中，曾组织人员分赴山西沁河和河南伊洛河二流域进行考察，于提高编图质量起了一定作用。此外，它所进行的其他几项工作，虽然比较细小，但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亦值得一书。如1：600万中国地势图，由于应用了当时最新的制图综合技术，使该图无论是科学价值或观赏价值，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因而受到广泛的欢迎。为当时的《中华地理志》提供资料所编制的“桂林七星岩洞穴图”，开创了我国洞穴地貌制图的先河，系列完整，科研水平较高，长期以来，被不断引用。 

　　竺可桢在1950年9月初曾来南京，主持地理所筹委会的第二次会议。会后，他向全所同志讲话，着重指出了所的今后工作方向，他说：“首先要为农业服务，第二要重视地图，第三要研究国界。”以上所述的几项工作，大致体现了他所说的一、二两点，至于第三点在这一时期中，除参与编制《中国边界地图集》以外，则尚未展开，要有待于下一阶段——我国与毗邻国家的边界谈判开始以后，才陆续进行，以1956年的中缅边界的勘察为开始，举凡中尼、中巴、中印和中苏等边界，直到七十年代的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工作，我所无不参加，虽然工作范围主要限于搜集中外资料，偶而也为报章撰写文章，以正视听，但却尽了地理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大地测量组则倾其全力，贯注了全国范围内的重力测量。 

　　这六年之间，所内人员陆续增加，图书和设备也增加得相当快，如建立了图库，图书方面，因竺可桢的建议，购下了浙江某藏书家所藏全国地方志三千余种，一时顿形充实，这些都是值得一提的。 

　　在这一时期内，全所人员都深切感到，真正意义上的地理研究所正处于筹备时期，前途若何，首先在于我们今日能否认真踏实地工作，作出成绩。所以当时举所上下，齐心协力，奔赴一个目标。虽然，这几年之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但同志们个个都以饱满的精神，想方设法，使业务工作如期完成。回想当时所内空气，紧张活泼，觉得特别富于意义，如何使之发扬光大，那就需要有待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