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中国地理学界的基础是异常薄弱的，本世纪二十年代才在少数几所高等学校中成立地理系，主要力量摆在教育上面，即使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也是在教学之余进行的，至于从事专门研究，则要待诸建立研究所，这一愿望到四十年代才实现。 

　　中国地理研究所由中英庚款董事会创办，1940年8月成立于四川重庆北碚^1）。成立之初，设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个组，分别由李承三、林超、曹馍及马廷英四人主持，并设地图、图书资料、事务等室，所长为黄国璋。全所职工约四十人光景。以后陆续增添，至1942年人数最多时，也只有六十余人。 

　　研究所既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图书设备一时难期完备，室内研究工作进行诸感不便”“为因时因地制宜之许，于草创之初就确定暂以考察为中心工作”，因为“欲想对于本国地理有所研究，有所贡献，除了从事实地考察工作以外，也没有其他更为妥善的途径”（《地理》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1941年）。《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的“绪言”中，有一段话也可以视为该所开展研究工作的方针，它说：“本所成立后，即有分区实地考察之计划，尤以富有地理意义之自然区域最为适合，期于区域地理有所阐发”。对当时的地理工作者来说，研究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一项根本任务，该所出版的《地理》第一卷第二期的“地理学之对象及任务”一文便将这种观点加以发挥：“地理学乃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同时更进而推究各景观发展之程序”，“地理学之最终任务即所谓地域个性之认识”。这种思潮代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广为流行的一种地理学思想。 

　　四川盆地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区域之一，当时正在发挥它的无穷潜力来支持抗战，而所址就在嘉陵江之旁，从嘉陵江流域着手便成为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与四川盆地一山之隔的汉中盆地，“为完整之地理单元，具有一致之特色”，面积较小“易于举办比较详尽的全面调查”，便于作“将来研究区域地理之张本”，也被列为开展业务的对象，在所成立之后仅仅三个月的功夫，两个考察队就分别踏上征途。 

　　嘉陵江考察团分自然和人生地理两个组，前者成员有李承三、周廷儒、郭令智、高泳源四人；后者有林超、楼桐茂、王成敬、孙承烈四人。由李、林两先生分任正副团长。他们由北碚溯江而上，过广元，出四川盆地，经陕西宁强、略阳而止于甘肃徽县；于其支流，行踪最远的则推东河。途中两组人员时分时合，在八个半月中，踏遍了流域内的十七个县，行程约四千余公里。 

　　汉中盆地考察队分地理与土壤两组，地理组为王德基、薛贻源与黄绍鸣（仅参加野外考察）三人，土壤组为陈恩凤、刘培桐二人，十一月出发，抵达汉中盆地之后，以城固为工作据点，遍历勉县、褒城、南郑、城固、洋县等五县并及西乡。回程中，取道汉渝公路，土壤组且沿途作了土壤约测，及至北碚，已是1941年5月了。 

　　战时我国人口的大规模西迁为人口地理上的一件大事，而北碚附近移民云集，被定为重庆的迁建区，因此，研究其移民的分布与特征，作为战时移民地理的一个实例，这项工作由周立三担任。 

　　我国测量界设立学术研究单位当以该所的大地测量组为首创。高级研究人员有曹谟、陈永龄、夏坚白、王之卓等人。共研究课题包括测量标准的建设、测量仪器及材料的研究、有关测量方法及技术的改进等项目。为了研究测量上的各种学术问题，特于北碚附近设一测量实验区，面积约六百平方公里，选点工作于十月中即开始。1941年1月，创刊《测量》季刊，作为交流研究心得的园地。 

　　旧中国的海洋学研究一片空白，只有个别气象单位兼顾一点；而地理学与海洋学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很密切，当时在地理研究所内设置海洋组是符合客观情况的。1941年，海洋组在福建东山岛开展工作，值得一书，即在我国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亦有它的意义。这年四月，马廷英、唐世凤、成荫等三人抵达福建永安之后，立即筹备观测工作，以福建省东南端的东山岛为工作据点，因该地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的中点，面对台中，位置适宜，且与当地省气象局、福建省立研究院合作，组成海洋观测与生物采集二组，经过一阵紧张的筹备之后，于9月15日正式开始工作。当时我国海洋学尚在草创阶段，且正值战时，设备的简陋是可以想见的；而且东山岛位于国防最前线，当时常受敌舰骚扰，因而，只能就沿岛浅海的东山海峡、县城、铁钉屿与西门澳等四个观测点，观测海流与潮汐，以了解沿岛海水的一般性状，至10月上旬告一段落，后因经费告罄，无法继续下去，就此夭折。这次观测成果后来发表于《海洋专刊》中，虽然一鳞一爪，不免单薄，但它是开路的先声，自有它的价值。 

　　该所对于小区域的研究亦颇留意。北碚东南，北川铁路沿线的煤田，战时重庆用煤大部分仰给于此，有重要经济意义，1941年11月～12月间，杨克毅、钟功甫二人来此调查，并写出“北川铁路沿线煤矿区区域地理”一文，载于《地理集刊》第2号，石印出版。 

　　1942年，所内的考察工作除致力于四川盆地以外，还远征青、甘二省。 

　　由杨克毅、朱克贵及谢觉民组成的川东地理考察队，调查范围东以重庆云阳间之长江河谷为界，西以渠县－合川之渠河为界，包括22个县（市）与管理局），4月下旬出发，8月初回所，历时一百天。 

　　9月，复有林超、楼桐茂、郭令智三人所组成的大巴山队出发，其足迹大致北以湖北竹谿及陕西平利、岚皋一线为界，南以巫山经奉节至云阳长江岸为限，西至四川城口，东达湖北房县境，跨及川、陕、鄂三省，凡十县，12月回所。 

　　杨曾威、王成敬二人则于11月中旬出发，考察涪江流域，自合川上行至平武，复调查了梓潼河与凯江二支流，历县十五，至翌年2月结束。回所后不及半年，杨、王二人先后离所。因此未能完成报告，后王成敬为了“使那三个多月汗水得来的资料不致埋没”，将其考察笔记，整理成《川西北步行记》一书，于1946年由贵阳交通书局出版。 

　　以上历次考察，限于当时条件，都是徒步跋涉，日行四、五十里不等，必要时也得兼程赶路，走八、九十里，若遇上季节不合适，如川东队适逢炎夏，溽暑熏蒸；大巴山队出发之日恰为秋雨季节，霏雨淫淫，及至巴山深处，则又雪深没胫，在冰天雪地之中，跋涉了三天，分外见得辛苦，尽管如此，队员们仍认真工作，坚持到底。 

　　李承三与周廷儒二人则参加前中央研究院等单位所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的地理组，自西宁开始，越日月山，至青海湖湖区，初沿青海湖南岸行，经茶卡盐池，过都兰，再环绕青海湖北岸，穿越祁连山中段，抵达河西走廊的张掖，复前进至敦煌，然后折返，前后计时半年。 

　　陈恩凤与冯秀藻二人，则受农林部门的委托，调查黄河上游青海大河坝一带的土壤，以备垦殖。 

　　小区域方面则于7～9月间选定合川官渡场周围、渠河两岸，开展方山典型地貌的研究，由高泳源、孙承烈二人担任，并由王锡光负责测绘该区1：1万的典型地形图。 

　　编绘《四川经济地图集》这一室内工作，亦于1942年上马，由周立三、侯学焘、陈泗桥三人负责进行。 

　　所内考察工作比较兴旺的局面，不过是昙花一现，它的一点生机，很快就为当时出现的势似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践踏精光。由于经费困难，再没有力量组织大规模的考察。此后，便是研究人员以其个人身份，参加其他单位所组织的考察团体进行工作。例如随着军阀盛世才的垮台，新疆与内地的往来顿然复苏，在1943年所内就有四人以各种不同的机会入疆考察，如周立三随同“西北第一科学考察团”首先入疆，遍历天山南北；接着李承三，林超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北疆的承化（现名阿勒泰）、塔城与伊犁三地区；杨克毅也在天山南北进行了考察。 

　　所内这些考察工作，虽不绝如缕，但中英庚款董事会对于维持这个所愈来愈感到困难，不得不缩小机构，于是在1943年春，将大地测量组迁往南溪李庄，与同济大学测量系合作；地理部分也于同时迁往北碚西南三、四公里的状元碑，职工减至四十余人。 

　　物价不断狂涨，员工的生活日见困苦，当时一个助理员一个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以外，所余的钱仅够添置一件粗劣的汗衫，有家属的更要为一家数口的生计操心。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之下，研究人员仍坚持工作不息，完成了各项野外考察报告，室内编纂四川经济地图集的工作也进行不辍，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地图室编绘了分幅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图。可是所内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后来连发放工资也感到捉襟见肘。这时，由于黄国璋所长在当时的中央设计局兼职，主管区域计划组，为了减轻所内负担，于1944～1945年间，由研究所先后调往该组六人，在这前后，还有多人相继离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所内人员眼看着胜利虽已来到，但研究所的前途暗淡如故。这时，北碚各学术机关）应地方当局之邀，为北碚修撰一新方志）作为战时旅居北碚的纪念，所内也参加了这一盛举，并负责主编地理编。由郭令智承担地形，孙承烈承担聚落，刘培桐、钟功甫二人负责土地利用，调查工作于这年冬季进行。除此以外，所内的业务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946年上半年，黄国璋辞职，由李承三代理所长。他主持所务之后，筹措印刷费用，多方设法，始得将积压下来的《地理专刊》1～4号，《四川经济地图集》等书出版问世，但对于迁所等事还是毫无眉目。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所内人心动荡，各谋出路，有的出国深造，有的赴才收复的台湾省工作，有的回母校任教，先后离所者不下八、九人。这时，中英庚款董事会再也无法维持这个研究所，于1947年初，改为隶属国民党政府教育部。 

　　当时，李承三已离所，所长由林超接任，并决定将所迁至南京。到1947年夏，复员到南京的研究人员不过七、八人。其中钟功甫与施雅风二人在迁所期间，派往参加前资源委员会举办的长江三峡淹没损失调查，他们会同该会的蔡钟瑞、黄秉成与吕东明三人，由四川合江出发，沿江而下，并深入各支流，跋山涉水，详细调查了高程160米和200米库区范围内的地理情况，估计淹没损失。并在1：5万地形图上填绘了土地利用图，最后止于湖北宜昌。在此之前，1946年2月，施雅风还曾参加过资委会组织的川西水利区域考察队，工作两个月。 

　　大地测量组迁至李庄时，曹馍、夏坚白与王之卓等已相继离开，由陈永龄继任组长，并于是年秋季添聘了方俊，组员尚有十余人。此时，物质设备方面更形艰苦，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将《测量》季刊自第三卷起，改为石印，继续出版，至1945年12月，共出满了五卷；出版的专刊，先后共有十一种。这些出版物，有部分是用土纸石印的，但书写工整，图幅清晰，排列整齐，每行每字，每一线条，无不凝结着研究人员的心血！可以想见当时科学工作者的含辛茹苦。 

　　1945年，陈永龄辞职，由方俊接充，苦撑了一段时期，至1946年10月，该组随同济大学迁至上海，然办公用房、经费等仍无着落，人员亦星散殆尽，事实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延至1947年春终于宣告停办。 

　　研究所迁到南京以后，初赁居于苏州路，至1948年5月始搬迁至山西路。1947～1948年间，增聘的研究人员有罗开富、罗来兴、沈玉昌、符严翼及吴传钧等五人，同时，原来人员中周立三、楼桐茂等三人出国进修后回所，研究力量有所加强。其时全所员工约二十五、六人。在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之后，便重新开始工作。1948年春，罗来兴参加了资源委员会举办的浙江黄坛口水库淹没损失调查，罗开富作了长江三角洲的鸟瞰式调查，共他人员则整理资料，准备编写四川地理。《地理》期刊也有两期付印，继续出版。这时的南京，表面上似乎平静实则已岌岌可危，研究工作再也无法继续进行。淮海战役一声炮响，敲起了南京政府的丧钟，各机关纷纷逃离。形势急转直下，所内人员回乡的回乡，投亲的投亲，这时期施雅风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南京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领导之下，团结了留下的八名员工，组成了以周立三为首的留守小组迎接解放。“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下旬，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代表来所接管。从此，中国地理研究所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二、 

　　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十年间，出版的科研成果有《地理专刊》1～4号，《地理集刊》1～2号以及《四川经济地图集》等，现就其重要者略加评述如下： 

　　嘉陵江流域与汉中盆地两次考察聚集了较多的人力，费了较长时间，因此，无论在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非以前同类工作可比，它们的考察报告可以认为是抗战时期中国地理学的代表之作。 

　　《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地理专刊》第一号）分上下两卷。上卷地形是我国地理科学工作者撰写的第一部较好的科学专著——河谷地貌志，该书观察精详，记载翔实，如嘉陵江与汉江二者的上游，其间曾发生过河流袭夺，但过去的说法臆测者多。本书于这两条河流间，时窄时宽，时而南北延展，时而东西引伸的谷地分水岭，特辟专章叙述，论证充分。嘉陵江的中游以河曲发育著称，但现在的河曲是由过去的河曲演变而来的。这次考察于苍溪至南充李渡场之间发现废弃河曲二十九处，详略不等地追踪了每个河曲的流路，几处重点地段还详细填绘了阶地的分布图，对河曲发育过程的表示更为清楚，河曲切割时期亦由离堆山前的阶地来确定。报告中的离堆山一词，来自唐代颜真卿。并明确了它的科学涵义，后为地理学界所采用。虽然本书所论，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偏重于提供事实，而于理论上加以阐明者少，但为我国河流地貌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在下卷五编（农业地理、矿业地理、航运、人口地理与聚落地理）之中，“聚落地理”一编见得相当精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认为聚落最足显示人地关系，所以当时就有人认为“聚落地理为人生地理之基干”，篇幅占下卷的三分之一，资料很充实。如果说，城市部分的分析和描述，还着眼于个体的多，而缺少全局性的研究，有见木不见林之感；那么，对繁星似的场镇，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兴废、场期、场地到形态、分布及大小等等都作了全面而概括的分析，象这样的研究，即就以后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人口地理一编，由于资料的限制，有些项目，如性别和年龄二者的结构等，没有进行；历史部分，如于调查区域的人口来源，上溯到三百多年之前，利用方志与谱牒，探讨了其时的人口移动，研究比较深入；再如勾绘三百多年来人口增长的趋势，也颇足称道。当今，人文地理学重新引起我国地理工作者重视之际，重读这二编，温故知新，看来不无意义。我国对航运的地理研究，过去很少做过工作，本书的“航运”一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理专刊》第三号）分为自然背景，文化方景及地理区域三篇。作者声称这部报告的主旨，在于“阐明汉中盆地人生与自然交互相作用及其所形成之区域特征”，也就是说，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最后一篇的“地理区域”，作者认为是“本报告研究所得之结论”，反映了当时地理工作者对区域研究的思想。本书在阐明区域特征，揭示内部差异上用力颇勤，显示出这是一部较好的区域地理著作。如对于汉中盆地的过渡性这一区域特征，就从多方面进行了刻划，首先指出：“依大气候地区言，则为一过渡地带之气候，兼有南北之长，而无过干过热之短；就小气候区域论，实另具一格，允为山间盆地气候之典型，既无关中渭河盆地之干冷，复乏四川盆地之湿热，地形之功也”。接着在农业章中又进一步陈述：“本区夏季主为水稻、玉蜀黍、甘薯，小米甚少见，高粱分布亦不广；冬季虽以麦类为主，但蚕豆、油菜、豌豆等亦甚普遍，此与四川相近似”。在文化地理上，“风气兼南北，语言兼秦楚”，所以如此，和它的交通位置“实为渭河平原与四川盆地来往之阶石”有密切关系，本书成功地运用了类似修辞学上的博喻法，使读者获得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两部报告都有丰富的插图和文字相配合，真可说是图文并茂。《嘉陵江流域报告》上卷的地形图集，单独成册，共收图240幅，主要内容有三：1．沿江各地的阶地剖面，2．河道变迁，3．各种地形素描。下卷的插图共114幅，分插在有关各篇之后，其中聚落图占了总数的一半光景，有些城市的土地利用图是研究人员亲自实测的。《汉中盆地报告》的图集有图29幅，偏重于人文方面，占了总数的71％，内中尤以聚落与商业二项最多。这两部报告都有大量的地形素描，充分发挥了地理工作者的所长，举凡嘉陵江的废弃河曲全景，剑门关单面山的雄姿与汉中盆地的立体图解等等，尽收眼底，美不胜言。 

　　《川东地理考察报告》为专刊第二号，由于考察队的人手有限，且值盛夏，骄阳炙人，有段时间不得不在晚上行路，不免影响工作。本书并不向往于区城地理学的殿堂，致力于描述地理特征，而在最后特辟本区开发一章，提出了自认为“不弹高调”的三点建议，看来想谋求地理学应用于实际。 

　　专刊第四号为《大巴山地理考察报告》，仅出了上卷，载地形与气候二篇。大巴山东段，构造发育，水系众多，对于这样一个地区，本书前一篇从构造地貌着眼，分析了调查区内水系与地质构造的关系，岩性与地貌的关系，对地貌分区作了描述，并讨论了夷平面问题。调查区域内，气象记录极为缺乏，所以，后者实为野外调查气候工作的尝试。 

　　内容比较完整的《四川经济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专业经济地图集。全集共收图72幅，各部分的分配比例大致是（1）自然条件18％，（2）人口4％，（3）农业（包括某些农产品如蔗糖、桐油等的运销）45.8％，（4）工矿16.6％，（5）交通通讯7％，（6）聚落4.1％，（7）其他3.5％。为了编绘本图集，作者广泛搜集的资料多达五千余种，并作了详细的校核，力求准确可靠。表示的方法以点子法为最普遍，次之是等值线法。有些重要作物，如水稻、小麦及甘薯等，用点子法表示它们的分布外，还表示了每平方公里的产量，更便于比较。某些图幅的设计，如粮食盈亏图，蔗糖及桐油的运销图等，在当时说来，也都是新颖可喜的。因当时条件所限，采用石版印刷，因此凡一切印刷工艺，均由作者亲自操作，费了大量劳动，并始终坚持，才告完成。 

　　此外，还于1942年4月出版《地理》季刊一种。原来，自抗战以来，历史悠久的《地学杂志》早已停刊，在三十年代中期问世的《地理教育》和《地理教学》也都夭折，《地理学报》虽在继续出版，然因经费关系，只能年出一期。当地理论坛荒芜之极的日子里，《地理》的出版不啻是空谷足音。《地理》是以中级刊物的面目与读者相见的，这个刊物的发刊词称：“本刊的读者……主要的只是一般大学地理系地学系或史地系的学生，中等学校的地理教师及一般对地理感兴趣而有志于地理研究的人”。至1949年12月，它共出了六卷，所载文章总计136篇，现按学科，分别统计篇数如下：地理学思想3，自然地理6，地貌20，气候9，土壤9，人文地理4，农业地理15，矿业5，商业4，聚落3，交通运输7，历史地理2，政治地理9，区域地理8，考察简报5，旅行记7，外国地理4，地图学2，地理教学2，书评6，其他6。 

　　可以看出，这个刊物学科门类众多，而且知识性强，的确不失为一本较好的中级读物，与《地理学报》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地学集刊》，构成抗战时期地理期刊的三鼎足。提高与普及是分不开的，刊物中也有少数文章出诸敏锐的野外观察，有一定的见解，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有它的价值。就整个刊物来说，其间有较大的起伏，中间几卷的内容较为逊色。在各门学科中，以地貌学与农业地理的数量为最多，足以显示当时地理工作的一般倾向，且这两类包括的方面较广，有理论探讨、有区域研究、有国际动态和调查方法的介绍，显得相当多种多样。抗战时期，一些地理现象变化倏忽，如人口的迁移，某些城镇的崛起，新商路的开辟，矿业的繁盛等等，风云际会，固有它们经济上的原因，但具有强烈的地理性则是不容忽视的，地理工作者对它们引起了浓厚的兴趣，曾作过一些调查研究，刊物中有几篇文章便是这类工作的成果。现在看来，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保存史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刊物比较能联系实际。 

　　诞生在抗战时期中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它的经历充满着艰难困苦，代表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科研机关的一般命运。它所取得的一些科学研究成果，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于我国的地理学，特别是区域地理学，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在这种环境下所培养出来的一批研究人员，热爱地理科学，坚守工作岗位，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活跃于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这两条战线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