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中国地理研究所于1939年末开始筹建，1940年8月在四川北碚正式成立，当时隶属于中英庚款董事会。这是由于该会董事长朱家骅提议创办的，而他对地理学“具有特殊兴趣”，既因他留学德国时，曾学过地理学，同时根据他在《中国地理研究之重要》一文中说，他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在国立大学理学院内普遍增设地理系，后鉴于“地理教育格于课程之分配，对于实际工作方面，未克集中力量多所表现，以引起社会人士之重视，是以设立一纯粹研究地理之机构，举办区域考察，着重研究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几经筹商，始由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划拨的款，创设中国地理研究所。”这种因人办学，因人设所，形成个人的资本，在旧中国也是常见的事。另一方面在当时是全国唯一的地理研究机构，它也为解放后设置新所奠定了基础。 

　　所址设在北碚，是因为抗日战争中期，重庆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仍时受日本敌机轰炸，北碚距重庆稍远，当时为一个实验区，地处幽静，相对较为安全，又有水陆交通之便。同时该区政府较重视文教事业，因此，中央研究院不少研究单位以及复旦大学均陆续迁入该区，形成战时一个文化中心，相互交往，对新建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开展协作是很有利的。     

　　中国地理研究所首任所长为黄国璋，原是西北大学地理系的主任。他先委派他的学生王成敬到北碚，在公路车站附近购买了一幢私人的两层楼房，并制作办公家具及其他筹备工作。我则为第二个成员，先期报到，开始自选课题，就近调查北碚附近战时移民地理的研究。当时仍时有敌机侵袭骚扰，警报频传，幸所址后面紧靠小山，有一防空洞可供临时躲避。我到后不及一月，北碚镇即遭一次低飞大轰炸，房屋居民均受到严重毁损和伤亡，我所办公楼也曾遭燃烧弹片飞入室内，落在一个工友的床铺上，引起火来，幸他很机警，免成大祸。 

　　就在那艰难岁月，受聘人员陆续报到，先仅二、三十人，后期发展到五、六十人，有来自中央大学、西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等地理系毕业的，也有从英、美、德国留学归来的，还有从测量学校来的，分别任初、中、高级研究技术职务。所内组织分为自然地理、人生地理与大地测量三个学科组，后又增设海洋组。此外有图书室、制图室和行政部门。自然地理组长为李承三，人生地理组长先由黄国璋兼任，后由林超继任，大地测量组长为曹谟。 

　　全所研究工作，限于抗战时期，经费十分支绌，图书仪器设备简陋，全赖所内同仁，不畏艰难困苦，跋山涉水，认真开展野外考察和勘测。地理方面先后举办嘉陵江与涪江流域、汉中盆地、大巴山区、川东地区、成都平原等调查研究。后期由于经费更少，只得参与其他单位协作，曾派员到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和青海省区及长江三峡等处考察，或作部分理论探索与编制地图工作。测量方面亦开始设立测量区，编制规范，研究各种测量方法的改进，各种尺度标准地图的编制及测量名词的拟订并创办《测量》季刊等。由于所址设在内陆，海洋研究只得设法到福建与厦门大学协作，在东山岛进行潮汐与海流的观测以及鱼类、藻类的采集研究。 

　　中国地理所从1941年起还创办了《地理》季刊，征集所内外学者发表内容广泛的地理学术论文，向社会广为宣传，当时起了一定的影响。 

　　1943年春末，所址被迁往距北碚镇约五里左右的状元碑，由于僻处乡间，诸多不便，虽许多职工表示反对，但当时由于经费日益困难，不得不将原有楼转售给其他单位，到状元碑蔡家湾另租邓家大院子办公。由于工作条件更为艰苦，地理组的人员有所减少，同时大地测量组又迁往宜宾，故研究所逐步萎缩。 

　　不久，黄国璋辞去所长，由李承三继任，在经费日益困难条件下，着力搞了成果出版工作，上述各种调查报告，分别列为专刊。用四川土纸，自刻钢板，圆盘机及石印机印刷。《四川经济地图集》及说明也在那时问世，并编印印度及东南亚地图，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地理所在社会上赢得一定信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将所址迁回北碚镇上，于复员期间还开展了长江三峡的调查和《北碚志》的编写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迁所到南京前，李承三另就他职，所长则由林超继任。南京所址先在苏州路，后又迁至山西路，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在同一院子内。由于那时朱家骅转任教育部部长，地理所也随之改归教育部领导。但此时所职工已减少到三十人左右。 

　　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战云密布，人心焦虑，文教经费更加匮乏，再加货币急剧贬值，全所经费只能勉强维持工资支付，实际已无力开展野外调查研究工作，只进行过一次短期太湖流域考察，刊印了最后一期《地理》季刊，添置了一些图书而已。1948年所长林超作为中国代表去葡萄牙出席国际地理联合会年会，由罗开富代理所长职务。是时国民党军队屡战屡败，尤其淮海战役失败后，南京政府已惶惶不可终日，社会动荡不安，不得不动员疏散各机关人员，政府所属部会，纷纷迁去广州。上级也命令地理所迁台湾，当时全所职工暗中抵制，但亦出现分歧，有的自愿疏散回家乡，一部分人员转去广州，其他人员不愿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特别以施雅风（系地下党员，当时不便表明身份）为首，则坚持留京（宁），等待解放。我们留守南京的临时成立了地理所工作站，科技人员只有施雅风、楼桐茂、高泳源、吴传钧、王吉波和我六人，行政职工有郭传吉、于培连、卞仲文三人。大家推选我为工作站主任，同心协力，全力投入留守南京的一切应变工作。施雅风对我们作了大量思想教育和学习工作，又扩大与所外学术界联系。曾一度与南京地质、气象、地理等有关人员合作，成立了地学工作者联谊会，交流信息，安定人心和监护财物的工作，直到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获得解放，忧虑惶恐心情完全消除，无比喜悦地迎接新的生活。 

　　同年，南京各文教单位先后被军管会接管。我们的单位虽小，却由原中央大学的同一军代表赵卓同志前来接管，充分说明共产党非常重视科技事业。接管后对中国地理研究所正式隶属问题，曾有过不同方案，如按原建制，应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但当时南京地理界不少同志，都主张在科学院内设置一个全国性地理研究机构。因此，曾集体签名向中国科学院吁请，并致函请竺可桢先生大力支持，后来终于实现，于1950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中科院华东办事处南京分处，开始正式接管了中国地理研究所。 4月 23日正当南京解放一周年时，所址即迁到九华山（即北京东路73号）。同年又先后在北京召开了各种自然科学（包括地理学）专门学科会议，随即由院部决定成立了中科院地理所筹备委员会，主任由副院长竺可桢兼任，副主任为黄秉维，委员有曾世英、李旭旦、李春芬、夏坚白、王之卓、方俊和我等十五人。在军管会接管期间，留宁人员即自动开展了南京郊区土地利用调查，编绘《苏联新图志》，还创办了《地理知识》刊物，推李旭旦任主编，先是自动捐款集资办了两期，与《苏联新图志》一起由上海亚光舆地学社承印出版。在筹备期间分三个学科组，即地理、地图和大地测量，分别由我、曾世英、方俊负责，施雅风任秘书。1953年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由黄秉维任所长，我任副职。 

　　解放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要求地理学配合的任务项目繁多，当时深感人员太少，工作应接不暇，这与解放前不受社会重视，形成鲜明对照。原先离所人员，如沈玉昌、罗来兴、孙承烈、侯学焘等都先后回所工作。并延聘了徐近之、赵松乔、陈述彭、程鸿等专业人员，开始接受了各大学毕业生，如李文彦、祁延年、张荣祖、汪安球、郑威等，加强科技队伍，人员不断增加。同时也立即开展业务工作，如首先承担铁路选线调查、黄泛区考察，后又派员到黄河中游考察、汉江流域规划，以及黄河流域20万分之一地形图设计和新疆资料汇编等室内研究。还接办了《地理知识》月刊。不久又因编写《中华地理志》及参加水利等部主办的黄河流域规划与农业部的农业区划多种任务的需要，才在北京成立了所的工作站，使地理学一开始就面向经济建设服务。1956年国家制定了十二年科技规划，其中有一项开展我国边省的综合考察，我们分别参加了新疆、黑龙江、黄河中游水土保持以及稍后的甘青综合考察队。由于研究任务日益开展，与中央各部会联系更加密切，1958年科学院决定把地理所迁往北京。曾记得一位苏联专家来所参观时，也说过“在我们国家，任何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所，可以选建在任何地方，唯有地理研究所，不能离开莫斯科”。当时这也是对我们迁所北京的一个启示。测量部分亦迁往武汉，单独建所。当时适逢“大跃进”时期，江苏成立科学院，省委亦希望成立一地理所，于是获得院部同意后，一部分人员留宁，另建南京地理研究所，并开始建立了湖泊研究室。从此以后，全国六大行政区，均陆续建立了长春、成都、广州、新疆等地理研究所，还建立了沙漠、冰川冻土所。同时不少省也分别筹建了省属的地理所，遍及祖国大地，从而开展了地理史上新的一页。 

　　此外，对解放前后，许多已谢世的新老地理学家，因与我共事有年，相互切磋，同舟共济，抚今追昔，不能不使我缅怀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同志因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死于非命者，更使我不胜惋惜，他们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地理科学事业的巨大贡献，深表敬意。与此同时对当时与我一起苦乐与共，迄今尚健在的老同志以及解放后进所的青年同志，也都已成才，现在共同振兴中华，继续献身于文教科技事业，又感到欣慰和钦佩！